人民币汇率“破7”背后

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破7”，并非简单的数字变化，而是国际金融体系结构性变革浪潮中的一个重要信号，一个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秩序正经历深刻重塑。12月25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突破7.0关口。这个数字背后，是一场国际金融权力格局的静默变迁。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如今的浮动汇率时代，美元体系始终是全球贸易和金融运行的支柱，但这一支柱正显现出结构性裂痕。

美元主导体系的三重危机

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二战后形成的一套制度性安排。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截至2025年第三季度，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已由本世纪初的72%下降至58%，但仍然是国际贸易结算中占比最高的货币。

美元体系主要通过三大核心机制实现对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影响：一是大宗商品美元计价机制，二是全球贸易美元结算机制，三是金融资产美元标价机制。石油、铁矿石等关键大宗商品普遍以美元计价并结算，客观上迫使各国必须持有大量美元储备。根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统计，2024年全球贸易结算中美元占比仍高达46%，尽管这一比例较2015年的约55%已明显下降。

这种制度性权力使美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向外转嫁国内经济调整成本，通过货币政策变化影响全球资本流向和各国经济稳定。美联储的政策调整往往引发新兴市场资本外流和汇率波动，甚至诱发金融风险，而美国自身却较少承担相应的外部冲击后果。

2025年以来，美元指数累计下跌超过10%，创下自1973年以来的最差同期表现，反映出美元体系正面临多重结构性压力。这些压力不仅来自外部竞争，更源于体系自身的内在矛盾。

美元信用的政治化滥用，已成为威胁国际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特朗普政府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直接干预，削弱了市场对美国央行独立性的信心。这种政治干预促使国际资本重新评估美元资产的安全性与可靠性，加速了外汇储备多元化的趋势。

与此同时，全球供应链重构正在削弱美元体系的物质基础。随着区域化供应链加速形成，区域内货币的直接使用明显增加。东盟国家内部贸易中，本币结算比例已由2018年的23%上升至2024年的34%。

此外，美元作为全球单一安全资产的角色正不断受到质疑。各国央行的黄金储备规模已升至199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人民币贷款占比也已提升至38%，显示国际社会正在积极探索美元之外的替代性选择。

国际货币体系多极化进程加速

人民币汇率“破7”在技术层面上是市场供求关系的正常反映，但在制度层面上，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进入实质性阶段。这一突破发生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反映出国际货币体系多极化进程正在加速。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持续深化，为这一突破创造了条件。自2015年“8·11汇改”以来，中国稳步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不断扩大人民币汇率弹性。2023年，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的份额达到4.5%，五年间增长近三倍。

与此同时，人民币国际化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也为汇率突破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已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额超过4万亿元人民币。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参与机构已覆盖全球109个国家和地区，直接参与者增至82家。该系统为全球金融机构提供了绕开美元结算体系的现实选择，尽管总体规模仍不及传统美元清算系统，但增长速度显著。

此外，“石油人民币”体系的初步形成，正在改变全球大宗商品计价与结算格局。2023年，中国进口原油中约18%以人民币计价并结算，较2020年的不足5%大幅提升。上海原油期货交易量已稳居全球第三，为亚洲能源市场提供了重要的人民币计价基准。

目前，全球贸易结算体系正由“美元单极”向“多元共存”格局转变。金砖国家内部贸易中，本币结算比例已由2017年的19%提升至2024年的35%。与此同时，区域性贸易协定中纳入本币结算条款的情况日益增多，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谈判也已将金融合作列为核心议题之一。

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的权重调整，反映了国际货币体系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变化。2022年，人民币在SDR中的权重由10.92%上调至12.28%，成为第三大权重货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已有超过80个国家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尽管占比仍然较低，但增长趋势较为明显。

国际金融治理体系也在逐步适应货币多极化的现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等新兴多边开发机构，正持续提高本币融资比例，降低对美元的依赖。这些机构不仅提供融资支持，也在推动形成去美元化取向的金融合作模式。

汇率“破7”只是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外在表现，真正的变革正在国际结算体系、储备资产结构和金融基础设施等更深层领域悄然发生。随着多元货币体系逐步取代单极主导格局，全球经济有望获得更加稳固的制度基础。这一结构性变革不会一蹴而就，但其方向的确定性正日益清晰。（作者系宏观经济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