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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突出“提质增效”的发展主旋律，作为“十五五”启动与开局之年经济工作的重要导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了“八个坚持”的关键部署，鲜明而充分地展示出了既立足当下破解发展难题又着眼长远稳定发展预期、既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又突出改革创新重点部位、既巩固拓展系统优势又破除化解系列瓶颈、既注重补齐短板又充分加固强板的科学胆识与治理智慧。
要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
从2013年至2024年，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6.1%的增长，内需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93.1%，内需已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将“坚持内需主导”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有机串联起来，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远战略。不能单兵突进，需要系统集成，是一场关乎发展主动权、关乎民生福祉、关乎未来竞争力的战略谋变。
建设强大国内市场，首要前提是把握“内需”的深刻内涵与时代意蕴。内需不仅仅是居民消费支出的总和，还是一个涵盖消费、投资，且相互关联、彼此促进的复杂系统。当前讨论内需，必须置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判断之下，由此意味着，有效内需的激发，必须紧密依赖于供给体系质量的跃升，与此相关联，强大国内市场，就是一个能够敏锐响应并引领14亿多人口层次丰富、快速升级的需求，并以此驱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高水平供需循环体系。
建设强大国内市场，需要多措并举、协同发力，包括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夯实“能消费”的根基；优化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筑牢“敢消费”的防线；增大有效供给，激发“愿消费”的活力；推动统一大市场建设，畅通“促消费”的脉络等。
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
全球正经历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深度激荡，旧有增长动力逐渐式微，新兴力量蓄势待发。在这一历史性交汇点上，“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已非一道选择题，而是关乎发展前途、决定竞争位势的必答题。
新动能的“新”，核心在于创新驱动的深度与广度。它不是对传统要素的简单叠加，而是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生产要素、组织方式与商业模式的系统性重塑。这要求我们超越对“新产业”的表层理解，洞察其背后知识、技术、数据等新型要素的关键作用。然而，从创新“火花”到产业“燎原”，离不开精心构建的生态系统。“加紧培育壮大”这一紧迫要求，凸显了主动作为、系统推进的必要性，关键是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形成“政产学研金服用”协同发力的良性循环，为新动能的破土而出与茁壮成长厚植沃土。
新动能的壮大，最终要落脚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支撑与引领。它既要能“顶天”——在高端芯片、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战略必争领域形成制胜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也要能“立地”——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创造高质量就业，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壮大新动能更是我们增强发展韧性、拓展增长空间、掌握未来主动权的关键战略支点。它要求我们以全局视野和长远眼光，将培育新动能融入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全过程，使之成为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
坚持改革攻坚，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
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时期，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唯有坚持改革攻坚，不断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才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活力，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改革攻坚是破解发展难题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根本在于持续推进改革开放。然而，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一些深层次矛盾逐渐显现：传统增长动能减弱，创新驱动能力不足；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依然存在；生态环境保护压力增大，民生领域短板亟待补齐。这些问题的解决，无法依靠修修补补的渐进调整，必须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打好改革攻坚战，破解发展瓶颈。
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必须抓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我们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制度藩篱，健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通过改革科研项目管理、成果转化、人才评价等机制，激发科研人员的创造活力，营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让创新源泉充分涌流，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
坚持对外开放，推动多领域合作共赢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虽遭遇逆流，但其深入发展的总体趋势并未改变，各国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我”的互联互通格局日益深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愈发严峻，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在此背景下，中国坚持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共赢新格局，正是顺应生产力发展客观规律、契合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必然选择。
推动多领域合作共赢，关键在于构建广泛而深入的利益交汇点与协同发展网络。在科技领域，加强国际创新合作，共享研发成果，共同应对技术伦理与治理挑战；在绿色发展中，携手推进能源转型、环境保护，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人文交流中，促进文明互鉴、教育合作、民心相通，夯实友好的社会根基；在基础设施领域，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打造互联互通的动脉网络；在全球治理中，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完善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规则体系。这种多领域协同推进的模式，能够更有效地整合资源、激发潜能，形成“1+1>2”的聚合效应，让发展的红利更公平地惠及不同国家、不同群体。
然而，通往更高层次开放与共赢的道路并非坦途。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思潮时有抬头，地缘政治紧张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技术竞争与标准制定权的博弈日趋激烈。与此同时，各国发展阶段、制度文化差异也可能在合作中产生摩擦。要破解这些难题，首先需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在平等对话中增信释疑，照顾彼此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其次，需创新合作机制与平台，增强规则的包容性与适应性。再者，应注重提升合作的质量与韧性，打造更多“小而美”的民生项目，确保合作成果实实在在。更重要的是，需持续培育开放的文化与心态，以“和而不同”的智慧处理分歧，以“聚同化异”的耐心寻求最大公约数。
坚持协调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和区域联动
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创造出惊世骇俗的发展成绩相伴随，不少短板与弱项也若隐若现：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断裂日益加深，区域间的差距不断扩大。这种不协调不仅制约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更在无形中侵蚀着社会肌体的完整性与凝聚力。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坚持协调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和区域联动”不再是一句简单的政策口号，而是关乎国家长远发展命运的战略抉择。
首先，协调发展理念的提出，是对城乡二元结构、区域发展失衡等断裂状态的深刻反思与积极回应，它跳出了“增长即发展”的单维思维，转向更加注重平衡性、包容性的新发展观。城乡融合不是要消灭乡村或将乡村完全城市化，而是要在尊重城乡差异的基础上，建立起互利共生、功能互补的新型关系。乡村不应成为城市的附庸或背影，而应发掘其独特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与生活价值，与城市形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格局。
再来看区域联动，它着重强调的是打破行政壁垒与市场分割，在更大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的实施，正是区域联动理念的生动体现。这些战略不是简单的“拉郎配”，而是要通过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产业布局的优化调整、生态环境的协同治理、公共服务的共建共享，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理念，更是将生态环境保护置于区域联动的核心位置，体现了发展观的深刻变革。
坚持“双碳”引领，推动全面绿色转型
当低碳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追求，当绿色成为社会发展的普遍形态，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国承诺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并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了强心剂，同时，“双碳”目标也是我国破解资源环境约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培育新竞争优势的战略选择，在此基础上，提出“坚持双碳引领，推动全面绿色转型”的政策导向，更进一步理清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未来路径。
“双碳”目标不是简单粗暴的“去碳化”，而是以低碳为牵引，推动经济社会系统性重构与多维绿色转型。在能源领域，要坚定不移推进能源革命，逐步降低化石能源比重，大力发展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同时推动储能技术突破和智能电网建设，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在产业层面，需要加快传统产业绿色改造和新兴绿色产业发展，通过技术创新和工艺改进，推动钢铁、化工、建材等高耗能行业节能减排，同时大力发展节能环保、清洁能源产业，培育绿色经济增长点；在城乡建设领域，应推广绿色建筑和低碳基础设施，发展绿色交通体系，构建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和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在社会层面，要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通过制度设计和宣传教育，让绿色消费、低碳出行成为社会新风尚。
创新是实现“双碳”目标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核心引擎。从技术创新层面看，当前我国在可再生能源、储能技术、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领域的研发投入不断加大，但关键核心技术仍有待突破。为此，需要构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集中力量攻克“卡脖子”技术难题，同时加强绿色技术的推广应用；从制度创新的角度观察，要加快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健全碳定价机制，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为绿色转型提供制度保障。特别是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让保护生态环境者获得合理回报。
坚持民生为大，努力为人民群众多办实事
我国正处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更加强烈、更加多元。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从“能看病”到“看好病”，从“有房住”到“住好房”，民生需求的层次不断提升，领域不断拓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坚持民生为大，将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作为施政的重中之重，这不仅是一种执政理念，更是一种政治责任与时代担当。
坚持民生为大，首先要做到“问需于民”。民生需求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鲜活的百姓呼声。只有真正沉下身子、深入基层，倾听最真实的民声，才能找准民生工作的着力点。坚持民生为大，关键要“实干为民”。民生工作最忌空谈口号，最需真抓实干，只有把民生工作融入日常、做在经常，才能积小胜为大胜，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坚持民生为大，核心要“成果惠民”。民生实事的成效，最终要由人民群众来评判，这就需要在民生工作中强化效果导向，建立健全民生实事评估机制，让群众成为民生工作的“阅卷人”，确保每一件民生实事都能真正惠及百姓。
坚持民生为大，还需要“制度安民”。民生工作不能只靠一时热情，必须形成长效机制。从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到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从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到创新基层社会治理，都需要通过制度建设为民生改善提供坚实保障。特别是在财政投入、资源配置、绩效考核等方面，要形成向民生倾斜的稳定机制，确保民生工作不因领导变动而停滞，不因关注点转移而淡化。
坚持守牢底线，积极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伴随着国际外部环境的深刻调整以及国内发展阶段的有序切换，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积累的一些风险与顽疾日益显性化，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的风险防范化解任务尤为紧迫，这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守牢底线，积极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唯如此，我国经济巨轮方可在风雨洗礼中更加坚固，在穿越激流险滩时更加从容。
“守牢底线”，是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堤坝，体现的是“稳”的基石作用，然而，仅仅“守”是远远不够的。“积极稳妥化解”，则是在“稳”的基础上寻求“进”的路径，展现的是发展的能动性与智慧。化解风险不等于简单消除或掩盖风险，更不是以停滞发展为代价。它强调主动作为、精准拆弹，通过改革与发展，从根本上削弱风险滋生的土壤，将风险转化为优化结构、提升韧性的契机。
“坚持守牢底线”与“积极稳妥化解”辩证统一，共同指向高质量发展这一核心目标。底线是前提，失去了稳定，发展就无从谈起；化解是手段，目的是在消除隐患中为更健康、更可持续的发展开辟空间。这要求我们必须处理好短期应对与长期制度建设、严格防控与有序出清、稳定大局与激发活力的多重关系。实践中，既要警惕因过度风险厌恶而导致的政策僵化与发展迟滞，也要防止在化解风险过程中因急于求成而引发新的不稳定因素。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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