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2026年北京金融街论坛传递出中国数字货币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信号：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数字人民币基础设施服务体系全面升级，数字人民币运营管理中心正式发布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DCEPS）和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生态服务框架（e-CNY SMART Contract）两大核心成果。这不仅是一次技术架构的迭代，更意味着中国数字人民币正在经历从支付工具创新向货币制度重构、从零售场景探索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从国内流通便利向全球数字货币竞争的深层转变。
数字人民币正在经历发展逻辑的根本转变
相较于传统纸币和硬币，数字人民币以数字形式承载法定货币价值，试图在现代电子支付体系中建立具有公共属性的货币支付渠道，但中国早已拥有全球领先的移动支付生态，支付宝、微信支付等平台深度嵌入居民消费和商业交易，支付便利性本身并不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使数字人民币从诞生之初就面临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现实悖论：它在技术和制度上具有创新意义，却进入了一个支付体验已经高度成熟的市场。倘若数字人民币仅仅被理解为另一种扫码支付工具，其边际价值必然有限。因此，数字人民币真正需要突破的不是支付速度，而是支付背后的制度结构；不是简单改变货币的表现形式，而是重新塑造货币与金融体系、商业活动以及公共治理之间的连接方式。
按照新一代计量框架，商业银行客户持有的数字人民币成为计入商业银行负债的存款型法定数字货币，零售端商业银行存款货币与批发端央行结算货币形成分层安排，并在央行提供基础设施和统一管理的框架下运行。这一转变的重要性在于，数字人民币不再主要依靠数字现金替代传统支付工具，而是开始主动融入现代银行体系的存款创造、流动性管理和信用配置机制。过去，数字人民币如果大量以现金型形态存在，可能导致商业银行存款转移并削弱银行体系的资金运用能力；如今，通过存款型数字人民币安排，货币数字化与银行信用创造之间的潜在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由此可见，数字人民币2.0的制度创新，不是以技术替代银行，而是通过技术重新组织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
此次推出的DCEPS和智能合约生态服务框架，则为这种制度转变提供了技术支撑。DCEPS将发行管理、零售支付、批发结算、区块链支付和智能合约等功能整合到统一基础设施之中，能够支持跨机构支付结算和流动性统一管理；智能合约则进一步将交易条件、履约规则与资金流转结合起来，使支付行为从单纯的资金转移向附带条件的自动化履约延伸。
从实际进展看，数字人民币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业务基础。截至2026年9月末，已开展数字人民币业务的地区累计交易43亿笔、金额约31万亿元，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达到30家。这些数据说明数字人民币正在从试点验证逐步走向规模化应用，但交易金额的增长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居民日常使用习惯的形成，更不能简单视为数字人民币已经取得全面市场成功。数字人民币的真正成熟，不在于数字钱包开立了多少，而在于整个经济体系是否因其存在而变得更加高效、可信和公平。
数字人民币未来发展的关键改革方向
数字人民币下一阶段的发展，首先需要改变以推广规模为中心的政策评价方式，建立更加注重实际经济效果的考核体系。过去，试点地区数量、钱包开立数量和交易金额具有重要的探索意义，但随着数字人民币进入2.0时代，这些指标已经不足以全面衡量其发展质量。未来应重点关注真实活跃用户比例、持续使用频率、商户综合收款成本、跨机构结算效率、企业资金周转改善程度以及公共资金管理效果等指标。对于不同应用场景，还应建立差异化评价机制：零售支付重点考察便利性和用户留存，供应链金融重点考察融资成本和回款周期，公共资金管理重点考察资金使用效率和受益者权益保护，跨境支付重点考察综合成本、结算时效和风险控制。尤其需要对消费补贴形成的短期交易增长与市场主体自发形成的长期需求加以区分。只有从“有没有使用”转向“为什么使用、使用后改善了什么”，数字人民币才能避免陷入技术创新成果丰富而经济价值难以充分释放的困境。
其次，应当以公共基础设施开放为原则，重构数字人民币的市场激励和生态合作机制。数字人民币不宜被塑造成与现有商业支付平台全面对抗的独立封闭体系，而应努力成为能够连接银行、支付机构、商业平台和产业系统的公共支付底座。在技术层面，需要持续推进接口标准统一、跨机构互联互通和不同支付工具之间的兼容；在市场层面，需要建立合理的服务定价、成本分担和创新收益机制，使参与机构能够通过改善服务获得商业回报；在竞争层面，则应防止大型机构利用客户规模和数据优势设置新的准入障碍。对于中小银行、地方金融机构和技术服务企业，可以通过标准化接口、测试环境和合理准入机制降低参与成本。特别需要明确，公共基础设施的统一不意味着商业服务的同质化，恰恰应当通过统一底层规则释放上层创新空间。数字人民币生态建设最理想的状态，不是所有机构使用同一种产品，而是不同机构能够在共同货币标准下自由竞争、协同创新。真正成功的数字人民币，未必是消费者每天都必须打开的独立应用，而可能是消费者无需刻意感知、却能够广泛改善支付和交易体验的公共基础设施。
再次，应建立与智能合约相适应的法律治理和权利保护体系。随着数字人民币从支付工具发展为可以附加履约条件的金融基础设施，传统支付监管规则需要进一步向数字合同执行、自动化资金管理和跨机构责任分配领域延伸。应明确智能合约的法律效力、适用边界、责任主体及争议解决机制，区分合同约定、技术规则与法定权利之间的不同层次，防止技术系统以自动执行为由排除消费者依法享有的退款、撤销和救济权利。对于涉及公共财政、个人消费和企业经营的重要智能合约，应建立风险分级、独立审计、异常暂停、人工复核和可追溯纠错机制。同时，需要进一步完善数据最小化收集、用途限制、授权访问和信息安全责任制度，在依法满足反洗钱与反欺诈要求的同时，尽可能保护合法交易的隐私。更重要的是，必须坚持技术中立与权利优先原则，避免将数字人民币的可编程能力泛化为对普通货币使用的普遍约束。只有让技术能力始终服从法律规则，数字人民币才能真正建立可持续的制度信任。
最后，应推动数字人民币与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和国际金融合作形成更加协调的制度安排。在国内，需要进一步明确存款型数字人民币在存款保险、利息支付、流动性监管、金融统计以及银行资产负债管理中的适用规则，完善银行类与非银行类运营机构的差异化监管制度，防止新型数字货币安排形成监管套利或者新的流动性风险。同时，还应加强对数字人民币运行机制的宏观审慎评估，研究其对居民货币持有结构、银行存款竞争、货币流通速度和政策传导机制的潜在影响，避免仅从支付技术角度理解货币制度变革。在国际层面，则应坚持渐进开放与风险可控相结合，围绕跨境支付标准、反洗钱协作、数据跨境流动、外汇管理和法律适用开展多边协调，优先在真实贸易需求较强、金融合作基础较好的领域探索应用。数字人民币的国际竞争力不能仅靠技术系统输出，更需要依靠透明稳定的制度规则、可靠的金融市场和长期积累的国际信任。未来政策的重点，应当从推动技术成果快速落地，逐步转向形成技术创新、金融稳定、市场竞争和社会权益相互协调的长效治理机制。
重新理解数字人民币的战略价值
从更深层次看，数字人民币的发展折射出数字经济时代货币制度面临的共同问题：当经济交易越来越依赖数据、算法和自动化系统时，传统货币体系应当如何适应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工业经济时代，货币主要解决价值计量、交换和财富储藏问题；平台经济时代，支付工具进一步成为连接消费者、商户和金融服务的入口；而在智能经济时代，经济活动可能越来越多地由机器、数字平台和智能系统协同完成，交易条件的识别、履约验证和资金结算需要更加紧密地结合。数字人民币的制度创新，实际上是在探索一种能够适应智能化经济活动的新型公共货币基础设施。它的长期价值，不应仅仅从现有支付市场份额中寻找，而应从未来产业协同、数字资产交易和自动化经济活动对可信结算机制的需求中加以认识。
但也应防止对数字人民币赋予过多超出其能力边界的期待。货币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却不能自动创造经济增长；智能合约可以改善履约效率，却不能消除市场风险；跨境支付系统可以提高结算便利性，却不能单独决定国际货币格局。数字人民币如果被赋予刺激消费、解决融资难、强化金融监管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等多重目标，就可能因政策目标过度叠加而偏离自身最具优势的制度功能。更合理的发展思路，是将其定位为具有公共属性、开放性和可扩展性的货币金融基础设施，通过与市场机制和法律制度相结合，为不同经济主体提供更加低成本、可信赖的交易条件。数字人民币应当成为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而不应被期待成为解决所有经济问题的万能工具。
尤其值得思考的是，数字人民币的推广方式本身也应体现市场经济原则。作为法定数字货币，它具有国家信用支持，但国家信用并不意味着必须依靠行政力量改变所有人的支付习惯。恰恰相反，一种真正具有制度竞争力的货币创新，应当能够在充分尊重用户选择、商业自主和市场竞争的前提下获得广泛接受。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数字人民币应当意味着更便利、更安全和更有保障的支付选择；对于企业而言，应当意味着更低的交易成本、更高的资金效率和更加公平的市场机会；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应当意味着新的服务能力和合理的创新收益；对于政府而言，则应当意味着公共资金使用效率和金融治理能力的提升。只有不同主体都能够从数字人民币发展中获得真实收益，技术创新才能最终转化为制度创新，政策推动才能逐渐演变为市场自发需求。
从这个意义上说，2026年数字人民币基础设施全面升级，是一个重要的阶段性突破，但远不是改革的终点。中国数字人民币发展的真正挑战，已经从能否建设先进技术系统，转向能否形成兼顾效率、公平、安全与自由的现代货币制度；从能否实现支付数字化，转向能否通过数字化改善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行质量。未来数字人民币的成功，不应以替代多少现金、占据多少支付份额或者产生多少交易金额作为唯一标准，而应以它是否降低了社会信任成本、改善了金融资源配置、扩大了市场参与机会、增强了公共治理能力作为根本尺度。
数字人民币的最高价值，不是让每一笔交易都留下更加精密的数字记录，而是让更多原本因信用不足、信息不对称和制度壁垒而难以实现的交易得以安全、公平、高效地完成。 从数字现金到存款型数字货币，从支付结算到智能合约，从国内应用到跨境协同，中国数字人民币正在打开一条新的货币制度演进路径。但这条道路最终能走多远，并不取决于技术能够赋予货币多少功能，而取决于制度能够为这些功能建立多少合理边界，以及市场和社会能够从中获得多少真实价值。未来数字人民币真正值得追求的，不是一个无所不能的数字货币系统，而是一个让货币更加可信、金融更加开放、交易更加自由、经济更加高效的现代化制度体系。这或许才是数字人民币2.0时代最值得期待的深层变革。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客服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