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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9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共同发布《2026全球资产管理中心评价指数报告》，上海以87.05分跃升至全球第三位，较2025年提高2.83分、上升2个位次，首次跻身全球资管第一梯队，成为亚洲排名最高的资产管理中心。从2021年该指数首次编制时的全球第八，到2026年升至全球第三，五年间位次持续抬升，成绩值得肯定。但榜单跃升不等于实质建成比肩纽约、伦敦的国际资管中心，仍需理性辨析进步、差距与努力方向。
上海资管行业的进步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底层资产规模快速扩容，相关指标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纽约，股票、债券、公募基金、ETF体量持续做大。2025年沪市ETF规模达4.2万亿元、同比增长55%，带动境内ETF总规模跃居亚洲第一，形成体量庞大的人民币资产供给；二是资管科技形成后发优势，该指标排名已升至全球第五，依托国内金融市场、机构与人才集聚，人工智能已广泛运用于资管全流程，数字基建与金融专利产出跻身全球前列。三是制度型开放持续加码：2026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联合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明确了到2027年末初步建立制度体系、到2030年末逐步形成相对成熟的制度和法治体系、到2035年末成为离岸在岸高水平统筹协调发展战略枢纽的中长期建设路线图；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把单点式的“离岸贸易”扩展为综合性的“离岸业务”，自贸离岸债等创新产品落地，截至2026年8月末已有14家市场主体发行20单、规模约79亿元，制度开放得分由2021年的65分升至2026年的82.5分。这些成果，是中国金融市场规模扩张与上海持续改革共同作用的结果。
但一个成熟的国际资管中心，并不单纯依靠资产规模，而是根植于四项核心制度条件：具备跨境兼容的法律体系、成熟的税收中性制度、高度便利的跨境资本流动，以及高度国际化的人才与机构生态。对照来看，我国信托相关司法裁量标准仍待细化，信托法与基金法之间的制度衔接有待进一步理顺；现行以优惠政策为主的财税安排，与国际通行的税收中性模式存在明显差异；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权威表述，我国直接投资项下已实现基本可兑换，跨境证券投资形成了以机构投资者制度、互联互通机制、境外投资者直接入市为主的制度安排，但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仍需要一个过程，跨境资金流动仍存在制度约束；在高端资管人才吸引、跨境执业互认方面，与新加坡、中国香港相比仍存在明显短板。制度软实力，才是拉开全球资管中心实力差距的关键。
现有资管中心评价体系设有资金来源、底层资产、资管机构、资管产品与业务、资管科技、税收与人才环境、成长性和制度型开放八大一级指标，能够较好衡量一个资管中心的业务基础与业务表现，但评价维度仍存在盲区。资产管理的内核是对资产的管理，不同资产在流动性、定价权、跨境可配置性、地缘敏感度上差异巨大。无论是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国际债券、上市公司权益资产，还是大宗商品、衍生品市场，一个真正的全球资管中心，不仅要有交易市场，更要具备全球资产配置能力与部分核心资产的定价话语权。当前评价体系较多侧重本地资产存量，对资产跨境配置能力、全球定价影响力的考量尚有不足，评价框架有必要补充资产属性相关维度。
对照上述标准可以看到，上海距离真正的全球资管中心仍有现实差距：在八大指标中，资管机构位列全球第十，税收与人才环境位列第十三，制度型开放位列第十五，三项均明显落后于综合排名第三的位置。头部资管机构体量偏弱：上海头部五家资管机构管理规模总和尚不足纽约同口径的十分之一，全球前50大资管机构中总部落户纽约的有9家、上海仅2家，外资机构多聚焦境内业务，跨境资管决策权落地不足；税收制度确定性有待加强，容易对长期跨境资本形成制度折价；“强在岸、弱离岸”结构性矛盾突出，部分碎片化试点已经难以匹配高水平开放需求；人才国际化配套短板客观存在，上海金融从业人员已超过55万人、在沪持牌金融机构达1813家，但在跨境执业资格互认、个人所得税竞争力、出入境便利化等方面仍不及新加坡与中国香港。缩小这些差距，需要在体制机制、营商环境上持续系统发力：法治上探索与国际资管实践接轨的受托人义务司法裁量标准，税收上依托自贸试验区平台搭建适配跨境资管业务的税收中性制度体系，资本流动上守住风险可控底线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人才上对标国际通行规则优化个税竞争力、推动跨境执业资格互认。四项之中，法治与税收的确定性须先行，它们决定了后两项开放的可持续性。换言之，突破要靠长期制度建设，而非依靠短期指标冲高。
面对榜单，相关部门和机构应当保持清醒：建设全球资管中心要追求卓越，但更要审时度势、顺势而为，不宜脱离现实发展阶段，片面追逐不切实际的“名列前茅”。需要指出的是，本次排名提升很大程度由底层资产、成长性两项权重较高的指标拉动，而代表核心竞争力的资管机构、税收与人才环境、制度型开放三个维度的排名依旧靠后。指数编制方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相关人士在发布会上也坦言：“我们是严格按照各项指标得分，计算出最终的排名。结果显示上海跃居第三时，我们也有些意外，但这是一个客观的结果。”这份坦诚恰恰印证了上述判断：一个主要由本地金融资产存量推高的排名，并不等同于全球资管竞争力的实质跃升。真正的全球资管中心第三名，应当由头部资管机构规模、跨境资产管理能力与国际化客户基础来支撑。当计算结果与行业专业认知出现明显落差时，把落差本身作为研究对象，比争论名次更有意义。评价工具的价值，重在揭示真实竞争力，而非仅仅输出一个排名数字。
对于市场机构、媒体与社会公众而言，看待金融强国建设同样需要秉持客观科学的视角。既要看见市场规模、硬件基础设施取得的实实在在成就，更要实事求是地正视法律、财税、资本流动、人才制度方面的短板。金融强国的自信，不在于回避差距，而在于直面差距，依靠持之以恒的制度建设，稳步实现从“排名第三”走向“实质第三”。（景建国系上海金融业联合会特聘专家、离岸金融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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