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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和党与民主党激烈碰撞之间，在通货膨胀与增长就业之间，在短期刺激与长期稳定之间，在华尔街预期与现实之间，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一直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地在钢丝绳上行走。踏入前路的盲区，他既有以非凡勇气对央行传统教条的突破，也有在非常时期对金融防波堤的大胆构建。然而，在涉入混沌地带时，也出现了明显的情势误判与决策失误，并留下了令人唏嘘不已的沉重代价。因此，当我们旁观即将在明年5月离任的鲍威尔，眼中定格的只能是一位不完美但果敢的变革者。他打破常规的勇气拯救了经济时局，但判断的时滞也为未来埋下了新的挑战。同时，我们更要看到，在央行独立性与政治压力、行政权力与经济规律交错博弈的时代，这位非典型主席的功过得失，为进一步理清货币权力的边界与责任提供了深刻的镜鉴。
阴霾之中寻求破局
虽然与在美联储主席席位上一呆就是19年的格林斯潘不能相提并论，但历任美联储主席中能像鲍威尔那样执掌美联储达八年之久的也没几个，特别是，作为美联储历史上唯一一个非经济学出身的技术型领导者，鲍威尔能够进入美联储出任委员要职，首先是仰仗于民主党籍前总统奥巴马的提名力荐，后来，又获得了特朗普与拜登两位时任总统的钦点，并得以在美联储主席职位上连任两届。作为共和党成员，在政治极化愈演愈烈的美国党派体系中，鲍威尔如同走钢丝般周旋其间，既说明了他超乎寻常的平衡艺术与生存能力，也意味着这位满头银发的美联储掌舵人，注定要在复杂政治与经济环境冲突中留下特定的职业生涯记号。
鲍威尔首任之初，奋进了十年的美国牛市虽未显露出歇脚迹象，但通胀的幽灵似乎在市场的角落中若隐若现，同时，特朗普政府的减税政策如火如荼，美联储则开启了缓慢加息与渐进缩表相同步的货币政策正常化推进进程，只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看似平静的海面正在底层酝酿着一股狂澜，新冠疫情随后不期而至，刚显提速趋势的美国经济列车无奈骤停，且随后又遭遇40年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侵蚀。
海啸般的疫情冲击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道琼斯指数短短一个月内暴跌超过10000点，单月跌幅创下30年之最，其剧烈波幅远非金融危机时的市场动荡所能比。面对流动性几近枯竭的金融市场，鲍威尔做出了美联储历史上最大胆的政策突袭，除一次性紧急降息50个基点外，十天后再度降息100个基点，直至最后将联邦基准利率引至零区间，同时，美联储宣布开启“无上限量化宽松”。
被经济学家称为“火箭筒救市”的系列之举很快重建了市场信心，疫情发生一个月后，美股强劲反弹，当年标普500指数最终录得16%的惊人涨幅。更富深远意义的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决策让鲍威尔在传统央行的政策禁忌区撕开了一个又一个的新出口，如将QE升级为QQE，首次开启公司债购买行动，直接让面临融资困境的私营企业及时“补血”，同时实施主街贷款计划，将流动性输送管道延伸至中小企业，并推出市政流动性工具，为陷入财政困境的地方政府提供生命线。这些创新工具不仅阻止了金融体系的崩溃，更创造了现代货币史上最快速的V型复苏。2021年，美国经济增速飙升至5.7%，创下1984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对于货币政策框架的重构是鲍威尔任内最具深远意义的创新之举。在全美各地充分听取了学者、商界领袖和普通民众意见之后，美联储推出了划时代的《长期目标和货币政策战略声明》，首先将“广泛包容的就业最大化”置于政策目标首位，从关注整体就业率转向关注不同族裔、阶层的结构性就业短板，由此意味着，即使整体失业率走低，只要少数族裔等群体就业不足，仍可维持宽松政策。而在通胀方面，货币政策新框架引入了“平均通胀目标”（AIT），允许通胀率在复苏期适度超调至2%以上，以弥补经济衰退期的通胀缺口，从而结束了美联储长期关注的静态通胀目标制。总体而言，重建的货币政策框架不仅实现了学术层面的突破，更深刻影响了后疫情时代全球央行的政策走向。当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相继调整其通胀目标策略时，鲍威尔的美联储实际上引领了一场央行哲学的静默革命。
在捍卫制度尊严的同时致力于制度创新，外界清晰地看到了鲍威尔在传统与变革之间游刃有余的操盘技法。一方面，特朗普两任总统期间，鲍威尔和美联储都受到了超乎寻常的行政化干预，而在政治极化浪潮中还能不卑不亢地捍卫美联储的决策独立性，彰显出的是鲍威尔呵护与敬畏法律的行事风格；另一方面，鲍威尔推动了决策透明化改革，渐进抖落掉了美联储身上的神秘色彩，如增大记者会频率，将政策发布会从每季度一次增至每次会议后举行，同时定期发布FOMC委员对利率路径的“点阵图”预测，从而让市场参与者能够更准确地把握政策逻辑，降低因预期混乱导致的非理性波动。
决策误判的不菲代价
鲍威尔得以在新冠疫情期间经济的严寒极地纵横驰骋似乎让他变得有些自负，甚至失去自我。当新冠阴霾尚未完全散去且通胀幽灵在2021年悄然回归时，鲍威尔犯了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当年4月，美国PCE物价指数同比跳升至3.6%，近30年来首次突破3%关口，且3个月后进一步攀升至4.0%，远超美联储设定的通胀目标水平，而面对这一预警信号，鲍威尔却坚持使用“暂时性通胀”这一表述，理由是价格上涨主要源于疫情导致的供应链瓶颈和能源价格波动，并将随着时间推移自然缓解。
接下来的半年时间中，美联储选择了按兵不动，拒绝提前加息，并承诺“长期维持低利率”。同时维持每月1200亿美元的资产购买计划，结果，2022年3月，美国CPI飙升至8.5%，6月进一步冲高至9.1%这一过往41年来的最高水平。仓促之下，从2022年3月起，美联储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以史上最快速度连续加息11次，累计幅度达525基点，联邦基金利率被推升至5.25%—5.50%的22年高位。
反映迟滞、误判通胀并错失最佳政策窗口期所造成的代价十分高昂，且激进加息很快演变为一场全球性的紧缩海啸，美国国内股债双杀，2022年美国国债创下历史最差年度表现，纳斯达克指数暴跌33.1%，全球股市蒸发数十万亿美元市值。与此同时，日元兑美元创1990年来新低，欧元一度跌破平价，不仅如此，全球主权债务市场拉响警报，斯里兰卡成为首个债务违约的新兴经济体，阿根廷、埃及等面临严重货币危机。
讽刺的是，鲍威尔自己也为政策转向付出个人财务代价。据法国《回声报》分析，由于鲍威尔个人资产高度集中于美国股票和债券，其投资组合在2022年因“加息引发的股债双杀”损失惨重。这一颇具黑色幽默的结局，暴露了其政策判断与个人财务决策的矛盾性。更深远的结构性问题在于，鲍威尔时代的非常规货币政策也加剧了财富分配失衡的结构性痼疾，一方面，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了疫情时期美国前1%富豪财富增长45%，而底层50%人群的实际收入因通胀侵蚀而下降，另一方面，当美联储为抑制通胀而激进加息时，低收入群体又最先承受失业冲击，形成“政策双杀”困境。
当然，有些决策给人的印象可能会伴随时间的流逝会变得云淡风轻，有些决策却让人始终揪住不放。在参议院召开的最新听证会上，有参议员Cynthia Lummis十分凌厉地质问鲍威尔，为什么美联储在过去四年中持续打压加密货币行业，可现实是《Genius法案》已在参议院高票通过。对此，鲍威尔只能硬着头皮回应，承认过去监管太保守，且表示美联储正在重新评估，并将逐步撤销一些不合适宜的监管指引。追踪发现，针对加密货币，美联储专门发布了“Choke Point 2.0”，明确禁止银行支持在去中心化网络上发行代币的企业，等于就是完全切断加密企业的银行通道。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全新的经济现象，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实际GDP按年率计算为-0.5%，同比大幅收缩2.9%，且是美国经济三年来首次出现萎缩，与此同时，美国通胀率自年初以来不断地朝着美联储货币政策目标靠近，且总体呈边际递减；另外，劳动力市场失业状况也表现出了一定的韧性。如果这样的趋势得到延续，无疑将会强化美联储的降息偏好，鲍威尔前期对利率政策的保守姿态与行为恐怕会被推到舆论风波之上。
难用对错去甄别
追踪迄今为止16位美联储主席的主政过程，没有哪一位像鲍威尔那样承受着如此巨大的行政权力之压，尤其是特朗普第二任总统任期开始至今，几乎就没有停止过对鲍威尔的谴责、嘲讽与诋毁。在特朗普的眼中，鲍威尔不是“榆木脑袋” ，就是“太迟先生”，他甚至公开要求美联储降息，并主张将利率区间控制在1%或2%，对此，鲍威尔多次强势回应，不会因为单一政治力量的诉求而改变决策，而气愤之下，特朗普也不止一次地发出要解雇鲍威尔的威胁口令，并拿美联储办公大楼改造相关支出超出预算一事对鲍威尔“逼宫”，或者干脆打破20年来现任总统从不造访美联储的惯例，直接找到鲍威尔就降息议题当面施压。
首先，必须看到，美联储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根本上讲是源于法律制度的原始框架设计。按照《联邦储备法》的认定，美联储在性质上是总统和国会无权干预的独立实体，同时美联储被赋予实现最大化就业与稳定物价的双重使命，这种设计初衷其实就是让美联储在制定政策时能对政府形成一定制约作用，而且美联储理事会由7名成员组成，任期长达14年，完全可以形成抵御外部政治干预的团队阵营。因此，特朗普与鲍威尔之间的冲突与交锋实际是行政权力与央行独立性之间的深刻博弈，只不过因为特朗普与鲍威尔之间都非常矜持与自我，这种制度性博弈显得更加尖锐与激烈，也正是如此，孰是孰非对于特朗普与鲍威尔来说其实很难界定。
就特朗普而言，长期在商界浸淫，商场经验丰富，而且不菲的家族财富业绩造就了自信与自大的骄傲型人格，经济决策过程中往往表现凭个人直觉与主观经验的倾向，同时更加关注的是及时感受与现场直觉，更多依赖的是静态信息和横向比较，由此产生出的政策行为偏好就是“立马干”，并喜爱追逐看得见、摸得着的短期效果。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国首脑，除了通货膨胀与就业外，特朗普更加关注经济增长以及国家财政状况，毕竟这两项指标不仅关系到民众福利的改善程度，也直接决定着特朗普个人政治生命的延续性，否则，无论是中期选举还是任期结束，特朗普下台的场面都会十分难看。
再看鲍威尔。进入美联储之前，不是在律师行替人打官司，就是在金融界做投资分析，虽然也有在白宫财政部工作的经历，甚至升任过财政部副部长，但前后只有不到三年时间便重回华尔街重操旧业，因此，总体画像是，鲍威尔还是一个偏学术出身的官僚，除了有着学者基本都有的那份傲骨之外，决策上表露出更多依赖数据以及倾向于纵向比较的基本特色，同时侧重于对动态指标以及前瞻性分析，并注重追求结构性改善与长期目标实现，强调决策的落地与实际启动要“等等看”。当然，由于职责使然，鲍威尔仅关注的是通胀指标以及就业状况，至于总体经济增长以及政府财政状况，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即便是通胀与就业目标不符合预期，鲍威尔最多也只是在国会挨批而已，职业风险自然就没有特朗普那么大，故做起事来就不会像特朗普那样急不可耐。
正是由于职业生涯、所持立场、行事风格以及工作方式的不同，导致特朗普与鲍威尔在对待同一问题上会产生南辕北撤的巨大分歧。比如，美元汇率降了，特朗普认为可以增加出口，利于减少美国贸易逆差，鲍威尔则不然，觉得美元贬值会影响美元的国际地位，进而会冲击国债的信誉。同样，在关税问题上，特朗普判断增加进口关税不会导致物价上涨，即便物价上行也是短期而不可持续，可鲍威尔则指出关税政策是引致再通胀的主要风险因素，而且提高关税将导致全球产业链重构以及物流成本加大，最终对物价的影响可能是长期的，美联储因此需要在货币政策方向保持更清醒的头脑。
那么，鲍威尔的硬顶与死扛是否会给自己的职业生涯带来戛然而止的风险？按照法律规定，美国总统没有权力直接罢免美联储主席，即便是美联储主席出现了严重错误，确实需要罢免其职务，也须有国会三分之二的成员投票通过才可以，更何况鲍威尔无论是个人生活作风还是决策行为结果都很难让特朗普找出瑕疵。不过，特朗普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性操作比如设置“影子主席”来提前稀释鲍威尔的影响力。
历史上看，美国总统通常会在现任美联储主席任期结束前3—6个月宣布下一任美联储主席的提名人选，以减少对市场不必要的波动与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与财政部长贝森特均已公开放话，称会在今年夏秋之际公布美联储主席的提名人选，这种超前人事安排不仅显著缩短了传统意义上新旧主席的交接期，而更重要的是，“影子主席”将对鲍威尔的言论形成对冲，按照《财富》杂志的形象说法是，这相当于在鲍威尔旁边安插了一位保姆，并可能使后者在剩余的任期内成为无能之辈。如此看来，鲍威尔离场时，可能比当初入场时的氛围要冷清得多。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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