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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A股上市公司海南矿业公告，披露其境外全资孙公司特提斯公司收到瑞典税务局税务决定。瑞典税务局认为，特提斯公司与其阿曼子公司就阿曼3&4区块相关年度运营利润的分配不符合独立交易定价原则，要求特提斯公司就2021年至2023年度相关纳税事项补缴税款及罚息合计约1.81亿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1.24亿元，缴款期限为11月26日。海南矿业表示，将评估相关证据与专业机构意见，积极寻求法律救济，不排除向瑞典行政法院提起诉讼。
出海企业境外税务争议并非只有补税一条路走。据10月12日《中国税务报》报道，上海一家企业历经三年半、四轮境外程序，最终促使境外行政裁决机构撤销当地税务机关此前作出的增值税征税决定。争议发生后，上海税务部门组织国际税收专业团队，对照当地增值税法中的互惠条款开展研究，帮助企业夯实政策依据和证据链，并指导企业依当地程序主张权利。
响应国家“走出去”经营战略的企业，一边有收到补税决定、准备启动救济的上市公司，一边有历经多轮程序最终胜诉的出海企业。两起事件共同说明，境外税务机关的决定并非必然不可挑战，但依法维权也绝非临时找税务师和律师即可完成。企业能否准确理解当地规则、及时固定证据并把握救济期限，往往决定了争议的走向。
境外税务风险成A股企业出海经营现实变量
2026年以来，多家A股上市公司披露境外税务事项，涉及美国、德国、泰国、巴西、土耳其、瑞典等地，既有补税，也有退税、胜诉及税收抵免变现，境外涉税事项已成为影响上市公司利润和现金流的经营变量。
综合这些公告，反映出三种趋势。第一，税务检查追溯跨度可能很长。三丰智能泰国孙公司被检查期间涉及2017年至2024年；奥佳华德国子公司被审计的是2019年至2021年度；巴西税务机关2022年启动的评估，则针对隆平发展卢森堡公司2017年的交易。
第二，政策变化会迅速传导至企业损益。美国相关加征关税退税安排启动后，欧圣电气、拱东医疗、春风动力等公司披露收到退款；与此同时，冠盛股份美国子公司却收到美国海关要求调整关税并补缴的通知。
第三，境外税务事项足以影响业绩。春风动力累计收到美国关税退款9,264.03万美元，约合人民币6.28亿元，预计影响2026年度净利润约4.4亿元。企业应区分一次性税务收益与持续经营成果，并为出海潜在补税预留资金。
2026年A股部分上市公司境外税务事项（据上市公司公告整理）
转让定价涉税看价格，更要看利润归属
据海南矿业公告披露，特提斯公司是其全资子公司洛克石油的全资子公司。瑞典税务局对特提斯公司2021年至2023年度所得税实施检查后，认为其与阿曼子公司Tethys Oil Block 3&4 Limited之间，就阿曼3&4区块相关年度运营利润的分配不符合独立交易定价原则，并据此作出转让定价纳税调整。
转让定价要求集团关联企业之间的交易和利润安排符合市场化独立交易原则。境外税务机关不仅关注交易价格，也关注关联企业的职能、资产、风险与利润是否匹配。
海南矿业案例的重点不仅是约1.24亿元的补税金额，更在于项目运营利润如何在不同国家关联企业之间分配。若利润与各主体实际职能、资产和风险不匹配，集团内部安排也可能受到重新审视。
公告披露，补缴税款及罚息合计180882736瑞典克朗，须于2026年11月26日前缴纳；特提斯公司可书面申请复议，或向瑞典行政法院起诉，并可同时申请延期缴款。本次事项不构成前期会计差错，无需追溯调整，对2026年度归母净利润的最终影响以审计结果为准。
公告日距约定缴款期限不足三周，企业需同步完成法律评估、证据梳理、资金安排和信息披露判断。企业可以申请延期缴款不等于申请后当然获准，仍须核实当地程序的申请条件、担保要求及审批结果。涉税救济程序启动与现金流管理必须同步推进。
同是境外补税，税款、罚金与程序风险并不相同
三丰智能泰国孙公司、奥佳华德国子公司以及海南矿业特提斯公司的公告，都涉及境外税务机关检查或调整后要求补缴税款，但三者的金额构成和程序状态并不相同。
三丰智能需补缴5966.68万泰铢，其中税款2094.72万泰铢，罚金、滞纳金等约3872万泰铢，占近65%，当地银行账户曾被临时冻结。奥佳华德国子公司最初披露的238.55万欧元中，滞纳金约占5%，沟通后正式缴款金额调整为228.84万欧元。海南矿业公告未单独拆分税款及罚息构成。
分析境外补税不能只看总额，还要拆分税款、罚金和滞纳金，并识别账户冻结、担保或限期缴款等程序风险。“不存在主观故意”不当然免除补税及附加金额，出海企业应尽早自查并评估救济。
当地代理机构按期申报，不代表集团税务风险管理已经完成。税收优惠条件、关联交易定价依据及合同与实际履约的一致性，都需要集团从整体业务链条复核。因税务风险导致账户冻结和限期缴款，可能影响境外运营，企业应提前准备资金及应急安排。
会计处理同样不能简单套用。海南矿业公告明确本次事项不构成前期会计差错。其他上市公司对补税事项的会计判断，也需要结合相关义务形成的时点、当时可获得的信息及适用会计准则，由企业与审计机构、税务专业人员共同判断。
美关税风波下退税与补缴并存，合规基础是申报证据
2026年美国相关加征关税退税安排启动后，多家A股公司披露收到退款。欧圣电气收到584.67万美元，拱东医疗收到94.07万美元；截至9月7日，春风动力累计收到9264.03万美元，约合人民币6.28亿元，预计影响2026年度净利润约4.4亿元。相关退款对不同公司的业绩影响程度不一，但均具有一次性特征，上市公司在解释经营成果时，应将其与主营业务的持续盈利能力区分开来。
退税能否取得，取决于进口商身份、实际缴税主体，以及进口记录、报关主体和申请材料能否对应。企业还应核对客户、供应商合同，明确关税成本及退款是否需要调整或分摊。
另一端，冠盛股份美国子公司收到美国海关《行动通知》，被要求调整进口产品关税并按提高后的税率补缴，已收到账单累计1573.85万美元，公司表示不排除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退税与补缴并存，说明关税合规的核心不只是跟踪税率变化，还包括商品归类、原产地、完税价格等申报要素能否经得起事后复核。出海企业的相关合同、物流、生产和报关资料等材料，应在日常业务中形成完整证据链，等到争议发生后再补材料往往为时已晚。
境外税务事项不只有补税
隆平高科的巴西税务争议，是境外企业依法维权并取得有利结果的案例。2022年，巴西税务机关认为，隆平发展旗下卢森堡公司2017年与原陶氏益农之间的商标、种质资源权利交易，应履行巴西税法下的源泉扣缴义务，要求补缴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合计约8.13亿雷亚尔。经两轮行政复议，相关评估及处罚被撤销。2026年9月30日，公司收到相关判决文件，据公司披露及巴西税务律师意见，该判决为终审，公司无需补缴。
该案提示，第三国之间的知识产权交易也可能因所得来源地规则触发当地税务义务，应在交易设计阶段评估。历史税务风险还可能随并购进入收购方：隆平高科2023年收购隆平发展部分股份，被评估交易却发生于2017年。并购尽调应核查历史交易和潜在追溯风险，并明确税务赔偿责任。
上海电力土耳其公司的情况则不同。该公司就利润分配相关事项正常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31.18亿里拉，约合人民币4.78亿元，不涉及行政处罚。公司以美元为记账本位币，同时按当地税法以里拉编制税务报表。受汇率波动影响，税务报表可分配利润低于美元会计报表；土耳其通胀会计规则又将资产购置日至2023年末的通胀增值一次性计入税务报表重估权益，2024年起相关增值计入当期损益。
为实施2026年利润分配，土耳其公司使用部分重估权益，并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31.18亿里拉。该事项减少上海电力2026年度归母净利润约3.73亿元；与此同时，公司已收到分红2.7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8.87亿元。这个案例说明，境外税务成本并不一定来自检查或处罚。即使正常经营、依法分红，币种差异、通胀会计和当地税法对可分配利润的规定，也可能使会计利润、税务口径下的可分配金额和实际现金流出现差异。母公司应在分红决议前测算相关税费及资金安排，而不是等利润汇回时再处理。
博威合金美国子公司依据美国《税收法典》第45X条享有先进制造业生产税收抵免，选择出售抵免额3401.91万美元，按每1美元作价0.92美元，取得对价3129.7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4亿元。协议约定，因税法不利变动无法转让时卖方须退款并承担相关赔偿，上市公司提供担保。8%的折让换来现金，但有关抵免资格及转让合规风险并未全部消失。
境外税务管理应贯穿投资、经营与争议处理全过程
上述案例表明，境外税务管理包括事前识别所在地区涉税规则和交易成本、事中监控申报及经营涉税风险、事后依法沟通和及时启动救济。企业不能把境外税务管理等同于当地代理机构完成申报。
第一，建立分国别、分税种的境外税务台账，覆盖申报状态、检查及追溯期间、税收优惠条件、关联交易和同期资料、预提所得税、增值税及关税等。集团税务部门应联合本地顾问定期开展税务健康检查，对重大风险分级管理并向管理层报告。
第二，重点管理税收优惠和关联交易。优惠资格需持续复核，确保投资、雇佣、生产及备案条件和证明文件完整。集团内部服务费、特许权使用费、借款和购销，应使合同、定价依据、实际履约和资金流相互印证，类似国内“四流一致”要求。转让定价还应关注各关联企业的职能、资产、风险与利润是否匹配。
第三，用好税收协定和境内抵免。境外征税可能与协定不一致时，除启动当地税务救济程序外，还应评估申请相互协商程序。申请期限及起算点以适用协定和相关通知为准。境外所得税能否抵免及抵免年度，取决于纳税主体、税款性质、完税凭证和所得归属；增值税、关税通常不属于企业所得税境外税收抵免范围。
第四，建立收到税务检查通知后的应急响应机制。企业应立即确认异议申辩、复议、上诉的期限，以及是否存在先缴税、提供担保等程序要求；同步固定合同、发票、账簿、物流、人员履职和资金往来等证据，统一对外沟通口径；评估账户冻结、担保和限期缴款对境外运营现金流的影响；并判断事项是否达到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标准。各国程序和期限差异较大，不能将某一国家的经验直接套用于其他国家。必要时应尽早组织集团税务团队、境外律师和当地涉税专业机构开展联合研判。
第五，推动海关与所得税管理协同。关联方进口交易的海关完税价格与所得税转让定价，可能针对同一交易形成不同监管口径。企业应定期核对两套申报数据，避免因口径不一致引发重复调整。发现申报差错时，应结合当地规则评估主动披露或更正的可行性；主动披露可能有助于降低处罚风险，但通常不能当然免除税款本金。关税退税应逐笔核实进口商、报关记录和申请材料，并事先明确退税款在集团内部及交易双方之间的归属。
第六，将税务、会计、披露和资金安排纳入同一决策流程。收到补税决定或发现潜在风险后，应及时与审计机构沟通，依据适用会计准则判断是否确认相关负债以及如何披露；对利润汇回，应以当地税务口径测算可分配利润，并综合考虑预提税、当地利润分配限制和汇率因素；对跨境并购，则应通过税务尽调、陈述保证、赔偿条款和必要的托管安排划分历史税务责任。
境外税务风险管理的前提是依法合规、如实申报。涉税专业服务的价值，不是帮助企业追求激进的税务安排，而是帮助企业准确理解当地规则、完善申报管理，并在发生争议时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当前国际税收规则和贸易政策持续深度调整，A股企业出海的竞争不仅是产品、市场和资本的竞争，也是海外业务地规则理解与合规管理能力的竞争。对于上市公司而言，真正有效的境外税务风险管理，不应始于收到补税通知，也不应止于完成一次申报，而应前移至投资决策和交易设计，贯穿日常经营、并购整合、利润分配及争议处理全过程。
（作者系上海拳益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某税务师事务所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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