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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明确不预设汇率目标水平，不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该表态既是对部分国家指责中国“压低汇率促出口”的正面回应，更是对当前中国贸易结构深刻变革的权威阐述。
产业升级，重塑竞争根基
人民币汇率问题的长期争议，本质上是国际贸易竞争中各国对中国出口市场竞争诉求的外化。美国产业空心化和欧洲科技产业相对落后，使得以人民币计价的跨境贸易商品竞争力持续增强。为应对跨境商品竞争、落实本国产业的贸易保护，质疑人民币“压低汇率促出口”便成了一种政治正确。
传统汇率理论之所以强调贬值优势，是因为其隐含一个重要前提：出口商品高度同质化，价格竞争是主要竞争方式。在这一框架下，以压低汇率实现贸易商品的相对低价确实“有利可图”。但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变化，正在瓦解这一理论基础。
据海关总署统计，2026年前4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17.6%，占整体出口比重高达63.5%。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出口分别增长68.1%、43.2%、40.7%。2026年上半年，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8.2%，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接近50%。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服装、箱包、玩具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普遍承压。中国出口正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向高技术、高附加值、强供应链黏性的产品跃迁。
国际镜鉴：日本的“被迫升级”与德国的“主动锚定”
回顾历史，出口大国在汇率升值压力下实现产业升级并非中国独有课题。1985年《广场协议》签署后，日元在不到三年内对美元升值超过50%，日本制造业出口利润率在1986年度骤降——制造业出口经常性收益同比减少42.9%，电机产业和汽车产业分别下降48.5%和38.6%。然而，正是这一“升值重压”倒逼日本企业系统性地推动经营模式转型。松下从磁带录像机转向硬盘等信息产品，成本转嫁率超过50%。丰田、本田加速海外投资布局，从“贸易立国”转向“投资立国”。1986年日本贸易顺差跃升至1016亿美元，较上年增长65%。日元升值非但没有摧毁日本出口，反而帮助其巩固了经济强国地位。
德国的经验更具启示意义。1973至1995年间，德国马克对美元累计升值126%，但同期德国出口总额从1489亿马克增长至7322亿马克，贸易顺差从207亿马克扩大至911亿马克。德国在马克持续升值的背景下实现了货币国际化与出口竞争力的双向提升。以高端制造业升级对冲升值冲击。通过欧洲区域货币联动机制（汇率波动幅度控制在2.25%以内）稳定区域贸易，以及坚守货币政策独立性。大众汽车在1970年代马克升值期间果断停产甲壳虫、推出溢价30%的高尔夫车型，以产品创新消化汇率压力。堪称“高端化即汇率避险”的经典案例。
贸易数据说明，中国制造正由传统价格竞争向技术竞争和科技竞争转变，从简单手工制造向现代工业的智能制造开展全产业升级。人民币升值固然会压缩部分低端产品的利润空间，却难以动摇高技术产品的订单基础。在低端代工时代，低汇率能够反映成本优势。然而在智能制造时代，高汇率映照出的是中国产品的市场综合竞争力。人民币升值不是在削弱所有出口，而是在加速淘汰那些只能依靠汇率差生存的落后产能，同时凸显高端制造的市场韧性。
汇率之争，本质是发展道路之争
经典汇率理论告诉我们，本币升值意味着出口商品变贵、竞争力下降。但这仅适用于商品同质化的完全竞争市场。如上文所述，汇率竞争本质是国家间的产业结构竞争。在当今国际经济格局下，汇率早已超越单纯的货物贸易工具，成为金融资产定价、资本流动预期和地缘政治博弈的综合产物。
更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贸易体系从来不是中立的竞技场。二战后，美国凭借压倒性的经济和金融优势，主导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其后续演进的全球经济治理架构，形成了由美元主导的贸易制度性权力。这种制度性权力掌握着规则制定权、金融基础设施控制权、长臂管辖能力和危机转嫁能力。美元通过SWIFT报文系统、纽约清算所银行间支付系统等基础设施，深刻影响全球资金流动和清算路径；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中拥有重要决策影响力，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也长期由美国及其盟友主导。
人民币汇率升降的争论，必须放在这一权力结构中观察。随着美国制造的空心化和欧洲科技产业的相对衰落，美欧等传统工业国家主导的世界市场竞争受到了“中国制造”的冲击。因此，美欧等国频频指责中国的“低汇率政策”，其本质是以金融市场霸权来为国内产业保护背书，是相应国家为应对国际贸易竞争失利而采取的“先声夺人”的贸易威慑。决定一国出口竞争力的根本因素是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和制度效率，而非汇率水平本身。美欧将自身产业竞争力不足归咎于人民币汇率，在逻辑上难以成立。
（作者系财经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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