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岸金融与人民币国际化的破局之道

全球金融格局正经历百年未有的深刻重构，人民币国际化与离岸金融被赋予国家战略的关键使命。

2023年中央金融委员会《关于支持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意见》首次明确提出，“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标志着离岸金融从“补充角色”跃升为国家金融开放战略的核心支柱；2024年《人民币国际化白皮书》显示，人民币已连续四年稳居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但在贸易融资、现金管理等高附加值场景的占比仍不足20%，这种“规模扩张与质量提升不同步”的现象，凸显了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紧迫性。

离岸金融与人民币国际化双向赋能的逻辑、挑战与镜鉴

第一，人民币国际化与离岸金融肩负重要时代使命。

一是人民币国际化对我国具有根本性的战略意义：可摆脱美元潮汐冲击，避免我国资产价格与经济稳定被外部货币周期所裹挟，减少美国货币政策外溢对我国金融市场的扰动；显著提升人民币的资产购买力，随着人民币成为强势国际货币，我国居民跨境消费、企业海外投资的实际购买力将大幅增强等。

二是两大战略呈现深度咬合的依存关系。健全的离岸金融市场是人民币“走出去”不可或缺的“高速公路网”，为两大战略之间的跨境循环提供了清算、融资、避险等全链条服务；而人民币国际化的深入推进则为离岸金融市场、注入了持续增长的业务需求与生命力，形成“货币地位提升—市场规模扩大—功能完善”的正向循环。这种双向赋能关系，在全球货币竞争进入“制度型开放”新阶段的背景下，更具战略价值。

第二，离岸金融与人民币国际化的闭环逻辑：离岸金融与人民币国际化的相互赋能，并非简单的规模叠加，而是通过需求牵引、供给响应与制度保障形成的有机闭环，三者的动态平衡决定着战略推进的效率与质量。

一是需求端的结构性分化与潜力释放。其一，需求侧呈现“总量增长与结构失衡并存”的特征。货物贸易领域，2024年我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占比已达28%（较2020年提升15个百分点），但民营企业渗透率仅12%，显著低于国有企业45%的水平。这种差异既源于民营企业跨境业务规模较小、风险承受能力较弱，也反映出离岸金融服务对中小主体的适配性不足。更值得关注的是，在东南亚跨境电商场景中，尽管90%的采购来自中国、但85%的中小卖家仍依赖美元结算，这种“货币错配”现象暴露出离岸人民币在小额高频交易中的服务空白，亟需我国政府与相关金融机构高度重视并采取针对性措施来加以解决。

其二，服务贸易的需求变革更为深刻。对跨境贸易全流程的金融服务所产生的服务贸易需求庞大；跨境留学、医疗、旅游等场景对即时清算、低成本汇兑的需求呈指数级增长，2024年我国个人跨境支付规模突破1.2万亿美元，人民币占比却不足5%。数字经济的崛起进一步放大这一矛盾：跨境电商平台的“秒级结算”需求与传统离岸清算的“T+1”模式形成鲜明对比，倒逼离岸金融服务向“数字化、场景化”转型。这种需求升级不仅是技术层面的迭代，更是对货币使用惯性的突破，为人民币在服务贸易领域的渗透提供了窗口期。

二是供给端的能力短板与创新空间。其一，当前离岸人民币的供给呈现“中心集中与普惠不足”的特点。香港、新加坡、伦敦和迪拜四大离岸金融中心已形成差异化分工：香港占据离岸人民币存款（占全球60%）和债券发行（占比75%）的主导地位；新加坡凭借在东南亚区域的区位优势，在离岸人民币外汇即期交易、跨境贸易融资及财富管理业务中表现突出，成为连接东南亚与全球人民币市场的重要纽带；伦敦在外汇交易（日均交易量超4000亿美元）方面优势显著；迪拜则在中东北非能源贸易结算中崭露头角。目前，这些离岸金融中心的产品体系已覆盖跨境结算、存贷款、债券、外汇、衍生品、REITs等，但服务对象仍以大型金融机构和跨国企业为主。

其二，面向中小企业的离岸金融的普惠服务供给缺口问题尤为突出。调研显示，我国80%的外向型中小企业认为“离岸金融服务门槛过高”，具体表现为：一是标准化不足，跨境融资多依赖定制化方案，审批流程长、成本高；二是线上化程度低，70%的跨境人民币结算仍需线下提交纸质单据；三是避险工具匮乏，针对中小企业的汇率期权、跨境担保等产品几乎空白，国际通用的衍生品交易在我国更像是“空中楼阁”。这种供给失衡不仅制约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普惠性，也使离岸金融市场错失了海量的中小客户群体。

其三，数字技术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新路径。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可将跨境清算时间从“天”级压缩至“秒”级，降低结算成本60%以上；智能合约能够实现中小企业跨境融资的自动化审批，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但目前这类创新多停留在试点阶段，尚未形成规模化应用，反映出离岸金融市场在技术适配性上的严重滞后。

三是制度端的约束与突破路径。其一，制度层面的核心矛盾是“开放诉求与风险防控”的平衡。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可兑换仍是最主要的约束，尽管QFII、RQFII等渠道不断扩容，但跨境资金流动的便利性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

企业层面的痛点更为具体：利润汇回难，约65%的“走出去”企业反映，在外汇管制严格的国家、人民币利润汇回需经过多重审批，平均耗时超30天；风险对冲工具不足，离岸人民币衍生品市场的深度极其有限，企业难以有效管理汇率波动风险，2024年有23%的跨境企业因担忧汇率损失而放弃人民币结算。

其二，制度创新的方向应是“渐进式开放与精准防控并重”。我国已借助自由贸易账户（FT账户）、跨境理财通等机制，开展“管道式开放”的探索实践。然而，由于FT账户具有境内属性，国际知名跨国公司在使用该账户时仍存顾虑；我国的OSA账户虽属国际公认的离岸账户，但受相关部门“自我设限”的影响，无法提供人民币结算服务。如何针对性地复制推广这些局部经验，并有效解决现存问题，形成“境内外规则衔接”的制度性安排，仍是我国当前亟待攻克的重大课题。国际经验显示，货币国际化的成功离不开“清晰的制度预期”。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试验田与重要承载地，离岸金融市场的规则设计既要契合国际惯例，又要彰显中国特色，这种“兼容性”直接关系到人民币的国际接受程度。

其三，需求、供给、制度三者之间的缝隙，正是政策与市场协同发力的关键空间。当需求端的多元化诉求能被供给端高效响应，且这种响应得到制度层面的可持续保障时，离岸金融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双向赋能才能进入“加速期”。

第三，国际镜鉴：两种模式的经验与警示。全球主要货币的国际化进程中，离岸金融市场均扮演了关键角色，但路径选择的差异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结果。深入剖析日本的“突围型”模式与英美的“主导型”模式，可为我国提供兼具操作性与战略性的启示。

一是日本模式：资本管制下的迂回突破。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资本项目未完全开放的背景下，通过离岸市场创新推动日元国际化，其“双轨制”利润汇回机制尤其值得借鉴。

日本“双轨制”模式的启示有三：其一，合规是离岸通道的生命线，日本企业的所有操作均严格遵循当地外汇管理法规（如巴西的“外汇交易登记制”、阿根廷的“外汇管制清单”），这种“嵌入式”合规策略降低了政治风险；其二，基础设施需前置布局，日资银行在拉美地区的百年深耕，为利润汇回提供了物理网络支撑，避免了临时搭建渠道导致的成本激增；其三，中小企业的离岸金融普惠性服务不可或缺，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离岸金融培训，使日元在东南亚中小企业贸易中的占比一度达到30%。

但该模式也存在明显局限：由于过度依赖银行体系而非市场化的定价，日元离岸市场的深度不足，1995年后随着日本经济停滞、日元国际化进程出现倒退，目前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已从峰值的8.5%降至5.5%。这一教训警示我们：离岸金融不能仅作为政策工具，更需培育市场化的生态系统。

二是英美模式：强势货币的离岸巩固策略。美元与英镑通过离岸网络巩固货币地位的路径，展现了国际强势货币的战略思维。

美国于1981年创设的纽约国际银行设施（IBFs），堪称离岸金融“本土化”的典范。通过允许美国银行在境内开展欧洲美元业务，IBFs既将离岸美元“请回本土”，又避免了国内监管的过度干预，使纽约与伦敦形成“境内外联动”的离岸格局。更关键的是，美国通过“石油美元环流”将离岸市场与全球能源定价绑定：产油国的美元收入存入美国离岸银行，再通过这些银行向发展中国家发放美元贷款，形成“石油—美元—债务”的闭环，这种机制使美元在能源贸易中的垄断地位难以撼动。

英国则凭借伦敦金融城“轻监管+重创新”的策略，在英镑地位相对下降的背景下维持了其离岸金融市场的竞争力。伦敦通过放松对衍生品创新的管制，培育出全球最大的外汇期货、利率期货市场，叠加普通法体系的契约保障和跨时区优势，使英镑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长期稳定在4%以上，远超英国经济在全球的占比。这种“以市场创新弥补货币地位下滑”的策略，为我们提供了“非强势货币”利用离岸市场的新思路。

英美模式的警示同样深刻：美元的“过度特权”导致全球对其形成路径依赖，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联储通过“美元互换协议”向全球提供流动性，实质是将美国的危机成本转嫁给他国；而伦敦离岸金融市场的“监管套利”空间，也为2008年北岩银行挤兑等风险事件埋下伏笔。这些案例提醒我们：离岸金融不应成为“监管洼地”，而应追求“制度高地”，我国应通过透明、稳定、创新且国际认可的离岸金融规则吸引全球参与者。

三是数字时代的新挑战：稳定币的垄断风险。当前全球货币竞争已进入“数字货币战场”，这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新变量。美元稳定币凭借先发优势，在跨境支付中的占比已达15%，其依托的区块链网络形成的“网络效应”，可能复制SWIFT系统的垄断路径。美国监管机构对稳定币的“积极包容”态度（如2024年通过的《稳定币监管法案》），实质是为美元在即将到来的数字货币时代主导地位铺路。

人民币稳定币和数字人民币（e-CNY）的离岸应用仍处于试点阶段。尽管“货币桥”项目已实现中国香港、阿联酋、泰国、马来西亚之间的跨境数字货币结算，但规模有限且场景单一。日本在数字货币领域的被动（央行数字货币进展缓慢）与英国的主动（积极推动数字英镑离岸测试）形成鲜明对比，这两种选择将深刻影响其货币的未来地位。这种差距警示我们：若不能在数字离岸人民币领域占据先机，我国可能错失人民币国际化的“换道超车”绝佳机会。

离岸金融与人民币国际化的破局之道：战略、路径与长远布局

离岸金融服务的“普惠性不足”，已成为制约人民币国际化向纵深发展的核心瓶颈。2024年对500家“走出去”民营企业的调研显示，87%的企业有使用人民币结算的意愿、但仅26%具备实际操作能力，这种“意愿—能力”的巨大落差，暴露出市场机制的失灵。

一是中小企业面临的“三缺”困境尤为突出。首先，缺专业人才，90%的受访企业表示“缺乏理解离岸金融规则的财务人员”，跨境人民币结算涉及的国际税法、外汇管制和汇率风险管理等专业知识，已远超中小企业的能力范围；其次，缺标准化模板，不同国家的监管要求差异巨大（如东南亚要求“交易单据本地化认证”，中东则强调“宗教合规审查”），中小企业难以制定适配的操作流程；此外，缺线上化工具，传统银行的离岸服务多针对大客户设计，线上平台使用门槛高；如某国有银行的离岸人民币结算APP，该行为自我合规保护、仅注册环节就需企业提交17项材料，远超中小企业的承受能力。

二是中小企业面临困境的根源是市场机制的“马太效应”。大型金融机构更倾向于服务高净值客户，中小企业的“小额分散”需求难以覆盖成本，导致离岸金融服务的“供给歧视”。而现有政策支持多聚焦于“做大池子”（如扩大离岸人民币债券发行的规模），对“毛细血管”的疏通重视不足，形成“规模扩张与普惠不足”的悖论。

三是更严峻的是，部分发展中国家出现“去人民币化”的局部现象。在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债务压力较大的国家，企业因难以获得人民币融资，被迫转回美元结算。

以上这些现象警示我们：如果离岸金融服务不能下沉到中小企业和新兴市场，人民币国际化就可能面临“根基不稳”的风险，这也是我国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面临的重大难课题。

基于国际经验与本土实际，我国应构建“市场协同、政策激励、科技赋能和主体培育”四位一体的行动方案，推动离岸金融与人民币国际化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第一，市场体系：“上海—香港—迪拜”三极联动网络。打造功能互补、协同高效的离岸金融中心网络，是提升全球服务能力的基础。

一是上海定位“全球人民币资产定价与风险管理中枢”，升级FT账户并强化大宗商品定价权。上海应实现“一个账户、本外币合一、秒级跨境”，并在2025年底前完成与CIPS系统的数字人民币模块直连，强化定价权输出。尤其需聚焦全球大宗商品定价权争夺，依托“上海金”“上海油”等基准，扩大铁矿石、铜、大豆等关键商品的人民币计价范围，推动上海期货交易所成为全球大宗商品定价中心；这也是人民币从结算货币向计价货币跃升的核心抓手。

二是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流动性蓄水池”，聚焦中小企业服务创新与资金回流引导。建议香港推出“绿色点心债”标准化模板，将发行门槛降至5000万元人民币，配套简化信息披露要求；建设基于区块链的券款对付（DvP）平台，将债券结算效率提升50%。更重要的是，发挥“超级联系人”作用，引导离岸人民币资金通过“债券通”“沪深港通”等渠道有序回流，支持境内实体经济的发展。

三是迪拜打造“中东北非能源人民币结算枢纽”，推动能源贸易人民币使用与全球覆盖。建议迪拜与上交所、深交所合作在当地挂牌“上海原油期货人民币计价ETF”，便利中东主权基金配置；探索建立“石油人民币”结算机制，利用阿联酋与沙特的能源合作网络，推动人民币在油气贸易中的使用。三极网络的协同，将形成“亚太—欧洲—中东”的全球覆盖，提升人民币离岸服务的可达性。

第二，政策配套：降低制度成本的组合拳。政策设计的核心是使制度成本低于交易成本，激发市场主体的参与意愿。

一是税收优惠方面。对离岸人民币债券利息收入减按5%征收预提所得税（期限延长至20年），同时对中小企业的离岸人民币融资利息给予10%的财政补贴，降低使用成本。

二是审批流程需实现“革命性简化”。建立“跨境人民币单一窗口”，整合央行、外汇局、商务部的数据与流程，对“一带一路”和离岸经济相关项目实行“备案制”管理，承诺2个工作日内完成反馈；更关键的是推行“负面清单+事中事后监管”模式，清单外的跨境人民币业务无须事前审批，释放市场活力。

三是外汇管理创新应聚焦“痛点破解”。一是扩大跨境人民币双向资金池的覆盖范围，将中小企业的参与门槛从净资产2亿元降至2000万元，便利资金统筹使用。二是推动国有银行全球清算网络升级，在“一带一路”和离岸经济相关国家增设人民币清算行，完善跨境支付“最后一公里”服务，为人民币成为全球主要结算货币奠定基础设施。这些政策的组合实施，将显著提升人民币离岸金融服务的“制度吸引力”。

第三，监管科技：“离岸金融风控雷达”系统。在扩大开放的同时防范风险，需要构建智能化的监管体系。

一是数据层依托上海数据交易所，建立跨境资金流动数据库实现全景监测。上海数据交易所应接入香港、新加坡、伦敦和迪拜等主要离岸金融中心的实时交易数据，建立覆盖100个重点国家的“跨境资金流动数据库”，实现对人民币跨境流动的全景监测。

二是模型层重视人民币跨境流动宏观审慎系数，动态调节资金流动防范风险。应根据不同国家的经济基本面、汇率稳定性、地缘风险等指标，动态调整跨境融资的风险权重，逆周期调节资金流动；如对高风险国家的人民币贷款，自动提高风险准备金要求，防范集中违约。

三是应用层推进监管沙盒扩容与离岸金融创新试点，平衡创新与风险监管。建议允许持牌机构测试人民币稳定币与数字人民币的相互操作、跨境智能合约结算等创新应用；在上海、深圳、大连、青岛、厦门、苏州、宁波和霍尔果斯等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试点“离岸金融创新试验区”，对区内离岸金融业务实行“低税率+负面清单”管理，积累可复制的监管经验。这种“科技赋能+底线思维”的监管模式，既能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又能为创新留出空间。

第四，主体培育：从“软实力”到“硬支撑”。

一是企业能力建设。设立民营企业离岸人民币融资增信子基金并开发离岸人民币服务包。一方面，设立100亿元“民营企业离岸人民币融资增信子基金”，由国家政策性银行联合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运营，提供“会计合规+法律风控+融资支持”的一揽子服务，重点解决中小企业的“信用不足”问题；另一方面，开发“离岸人民币服务包”，包含标准化合同模板、汇率避险方案和跨境结算指南等工具，降低使用门槛。

二是人才培育。构建多层次体系，设立相关双学位项目并推出人民币特许专家认证。一方面，在我国各财经类高校设立“离岸金融与数字货币”双学位项目（学制2+2），培养既懂国际规则又熟悉中国实践的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推出“人民币特许专家（Chartered RMB Specialist）”认证体系，对通过认证且在我国工作满三年的人才给予50万元补贴。

我国需通过政策引导与市场激励，推动人民币成为各国央行主要的储备货币，为此必须作好相关战略准备：扩大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规模与覆盖范围，鼓励协议方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提升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流动性，发行更多高信用等级的主权债券、政策性金融债券，为各国储备资产提供优质标的；在IMF特别提款权（SDR）篮子中提升人民币权重，增强其作为储备货币的认可度。

第一，丰富人民币储备资产供给，提升资产吸引力。

一是强化大宗商品人民币计价体系，以上海为中枢推动相关定价与储备配置。依托“上海金”“上海原油期货”等基准，扩大铁矿石、铜、大豆等关键大宗商品的人民币计价范围，推动上海期货交易所成为全球大宗商品定价中心；这类以人民币计价的大宗商品相关资产（如期货合约、ETF等），可成为各国央行储备配置的重要标的。

二是构建“香港枢纽+自贸试验区协同”体系，扩容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并完善配套服务。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流动性“蓄水池”，应重点推进“绿色点心债”的普惠化创新。如推出面向中小企业的标准化发行模板，涵盖资金用途界定、环境效益评估、信息披露指引等核心要素，将发行门槛降至1亿元人民币，同步简化非核心财务指标披露要求，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同时，充分发挥我国自贸试验区的试验田作用，鼓励区内开展离岸人民币债券创新试点，支持主权机构、金融机构、跨国企业等多元主体发行熊猫债、离岸可转债等产品，与香港市场形成“互补互促”格局。在此基础上，需健全全链条配套服务：完善债券结算、评级、做市商制度，培育离岸人民币债券二级市场流动性；丰富利率互换、信用违约互换等衍生品工具，为发行方和投资者提供风险对冲渠道。

三是离岸人民币债券夯实人民币国际储备地位，引导离岸资金回流增强资产配置价值。历史实践表明，标准化、低成本、高流动性的离岸人民币债券，不仅能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更能为各国央行提供安全稳定的储备资产选择，是夯实人民币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重要支柱。引导离岸资金回流境内购买优质资产，通过“债券通”“沪深港通”等渠道，引导离岸人民币资金有序回流，投资境内股票、债券等核心资产，丰富境外持有人民币的资产池，增强人民币资产的全球配置能力和价值。

第二，完善基础设施，提升人民币使用便利性与流动性。

一是升级清算与支付网络。推动国有银行在“一带一路”和离岸经济相关国家增设人民币清算行，完善跨境支付“最后一公里”服务。高效、覆盖广泛的清算网络能降低人民币跨境使用成本，提升其作为储备货币的实用性。

二是建设高效结算平台。我国应在香港和相关自贸试验区加快建设基于区块链的券款对付（DvP）平台，将债券结算效率提升50%，增强离岸人民币资产的交易流动性，让各国央行能更便捷地进行储备资产的买卖与调整。

第三，优化政策环境，降低持有与使用成本。

一是税收与审批优惠：降低离岸人民币债券利息的税赋，建立跨境人民币单一窗口以提升便利性。不断降低外国央行持有人民币资产的税务成本；建立“跨境人民币单一窗口”，推行“负面清单+事中事后监管”模式，清单外业务无须事前审批，提升资金流动便利性。

二是外汇管理创新：允许相关项目利润轧差结算，扩大跨境人民币双向资金池覆盖范围。允许“一带一路和离岸经济”相关项目利润汇回采用“轧差结算”，减少实际汇回金额；扩大跨境人民币双向资金池覆盖范围，将中小企业参与门槛从净资产2亿元降至2000万元，提升人民币在全球经贸活动中的循环效率，间接增强其作为储备货币的必要性。

第四，强化风险防控，增强国际信任。

一是构建智能化风控体系，依托数据与系数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以奠定信任基础。接入全球主要离岸中心实时交易数据；开发“人民币跨境流动宏观审慎系数”，动态调整跨境融资风险权重，防范集中违约风险。稳定的货币环境与风险可控的市场，是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的基础信任前提。

二是试点“监管沙盒”与创新试验区，展示人民币体系特点以增强持有信心。在我国相关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试点“离岸金融创新试验区”，实行“低税率+负面清单”管理，积累可复制的监管经验，向国际社会展示人民币体系“开放与风控并重”的特点，增强持有信心。

这些措施从“资产供给—流动性保障—使用便利—风险可控”全链条发力，既为各国央行提供了多样化、高流动性的人民币储备标的，也通过优化政策与基础设施的完善降低了持有成本，同时以完善的风控体系增强国际信任，为人民币成为主要储备货币奠定实践基础。

人民币取代美元的条件与长期准备策略方面，首先是人民币取代美元的核心条件。人民币要实现对美元的替代，需满足多维度条件的协同成熟：

一是经济总量与贸易影响力持续领先，我国需保持全球最大贸易国地位，且在高端制造、科技创新领域形成不可替代的竞争力，使人民币成为全球贸易链的“刚需货币”；二是资本账户实现“可控开放”，建立既便利资金流动又能抵御外部冲击的宏观审慎框架，消除国际资本对人民币自由兑换的顾虑；三是大宗商品和衍生品市场的人民币计价体系成熟，在能源、矿产和农产品等关键领域形成“中国定价”机制，打破美元与大宗商品及相关衍生品的绑定关系；四是离岸金融市场具备全球服务能力，形成覆盖主要经济体的人民币清算、融资、避险网络，且服务成本低于美元体系；五是数字人民币实现全球生态主导，在跨境支付、数字货币标准制定中占据先机，避免美元稳定币的网络效应垄断；六是全球治理贡献度显著提升，通过“一带一路和离岸经济”、亚投行等平台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使人民币成为“秩序货币”而非“霸权货币”，获得更广泛国际认同；七是从美元货币霸权形成的历史来看，我国还需从政治、军事等方面共同发力，才能使人民币取代美元、进而成为国际第一货币。

其次，人民币保持国际储备货币的针对性措施。若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需在20-50年内采取以下措施巩固地位：

一是构建“负责任的货币霸权”，避免美元“心脑分裂”的陷阱。明确人民币的双重角色：既要维护我国核心利益，也要承担全球货币责任，通过建立“人民币汇率稳定机制”“全球流动性救助工具”等，为新兴市场提供稳定的货币锚，避免国内政策成本外溢。

二是保持经济与金融市场的“韧性增长”。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防范房地产、地方债务等系统性风险，确保经济增速长期高于主要发达经济体；同时深化金融市场改革，提升股票、债券市场的深度与流动性，使人民币资产成为全球资本的“安全港”。

三是强化“制度型开放”的规则引领力。以相关自贸试验区、海南自贸港为试验田，形成与国际接轨的金融监管、知识产权保护、契约执行等制度体系，将“中国规则”转化为“国际惯例”，增强人民币体系的制度吸引力。

四是推动“数字货币生态”全球主导。加快数字人民币离岸应用，主导跨境数字货币结算标准制定，联合新兴市场国家构建“去美元化”的数字支付网络，防范其他货币在数字领域的替代风险。

五是培育“多元协同”的全球货币伙伴关系。不追求人民币“单一霸权”，而是构建“人民币+区域货币”的协同体系（如与东盟、中东国家的货币合作），通过互利共赢巩固人民币的核心地位，降低单一货币主导的地缘政治风险。

六是加强“文化与价值观”的软实力支撑。通过教育交流、文化输出等方式，传播“互利共赢”“包容发展”的货币理念，使人民币成为全球经济治理民主化的象征，而非新的霸权工具，从意识形态层面巩固其国际认同。

人民币国际化与离岸金融的双向赋能，不仅是经济工程，更是文明工程。唯有以制度创新打破壁垒、以科技赋能提升效率、以普惠服务夯实根基、以责任担当赢得认同，才能使人民币在全球货币格局中占据持久的主导地位，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更稳定、更包容的金融基础设施。

（作者景建国系上海金融业联合会专家、上海首席经济学家金融发展中心离岸金融研究所所长，唐铭煜系浦发银行嘉定支行风险经理。本文仅代表个人意见，不代表供职机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