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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构建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离岸金融体系”，为我国离岸金融发展指明了战略方向。
离岸金融体系是国家金融竞争力的核心载体，核心价值在于全球资金流动中的“定价规则、配置资源、制度输出”，而非单纯吸引资金。它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提升全球金融治理能力的必由之路，更是我国从“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跨越的关键支撑。体系构建需以鲜活业务实践为根基，借鉴伦敦、新加坡等国际离岸中心经验，坚持“实践为基、政策为翼”，打造适配我国国情的离岸金融生态。
制度生态系统的系统性重构
离岸金融体系并非“境外账户+外币业务”的简单组合，而是融合五大维度的制度生态系统：
金融维度，涵盖OSA（
制度维度，包含法律适用、司法仲裁、监管规则、税收政策、合规标准。
治理维度，涉及跨境监管协同、数据治理、反洗钱、反避税、ESG（环境、社会和治理）标准。
空间维度，依托离岸金融功能区、国际金融中心、跨境合作平台。
战略维度，服务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建设，对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DEPA（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高标准规则，需通过自贸试验区试点验证规则可行性。
从“资金洼地”到“制度高地”，离岸金融体系的核心作用体现在三方面：
制度定价权，推动人民币计价资产成为全球配置工具，确立人民币国际定价权。
资源配置力，优化全球资本效率，支撑“一带一路”与区域经济合作，服务实体经济。
规则输出力，将我国数字货币监管、绿色金融等制度经验转化为国际规则，提升全球金融治理话语权，且规则需源于业务实践，如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需先试点验证企业体验。
制度供给滞后于战略需求
制度碎片化，缺乏系统设计。离岸金融试点多为“单点突破”（如离岸债、FT账户），无统一法律框架，导致“政策补丁化、监管碎片化”。以上海自贸试验区为例，各区域政策协同不足，未形成“中央统筹+地方立法+区域协同”机制，且缺乏“实践—反馈—优化”循环，政策调整滞后于市场需求。
法律国际化程度低，认可度不足。国际商事合同适用中国内地法律比例仅12%，仲裁裁决执行率72%，远低于中国香港的89%和95%，制约非居民参与意愿。现有法律未充分吸纳离岸业务纠纷案例（如跨境信托确权争议），法律适用缺乏实践支撑。
账户体系功能受限，离在岸隔离过度。FT账户因兼顾离在岸功能，存在“风险隔离不足+效率低下”问题；OSA账户虽纯离岸，却无法开展人民币业务，制约人民币国际化。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账户仍局限于外币业务，未借鉴2013—2018年“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突破6000亿美元的经验，离岸人民币业务滞后严重。
税制缺乏竞争力，吸引力不足。中国内地离岸主体税负高于中国香港、新加坡，缺乏差异化优惠，导致“资金转道出境”。上海自贸试验区税收优惠无系统性设计，未像海南自贸港试点“离岸绿色债券利息免税”那样，收集国际机构参与数据，税制调整脱离市场实际需求。
法律供给滞后，立法空白。1997年《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未涵盖保险、证券等业务，法律效力层级低。我国离岸金融立法无系统框架，且脱离业务实践，导致离岸银行业务规模从峰值620亿美元降至500亿美元。
制度生态系统全面优化提升
战略定位：从“资金洼地”到“制度高地”。摒弃“避税港”模式，构建“制度型离岸金融中心”，以人民币国际化为主线，打造“全球人民币资产配置中心+制度型开放试验田”。这需依托具体的业务实践来验证定位的可行性，如上海临港新片区2023年32家银行办理离岸业务4.2万亿美元，为人民币资产配置提供实践数据。
制度架构：“1+N+X”体系。“1”是指制定《离岸金融法》：作为基本法明确法律地位、监管框架等，制定前需在自贸试验区开展3—5年试点，积累多元业务数据，借鉴伦敦30年、新加坡10年实践经验，避免重蹈东京“无实践就立法”导致市场萎缩的覆辙。
“N”是指专项业务制度：围绕离岸债券、离岸保险等制定管理办法；如《离岸债券发行管理办法》可参考深圳前海“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8600亿元实践，明确额度与信息披露等规则。
“X”是指地方差异化试点：授权上海浦东、海南自贸港等开展地方立法，如上海探索离岸税收优惠、海南试点营商环境优化，形成“区域试点—全国推广”路径。
法律适用：设立“离岸法律适用区”。在上海临港新片区等区域允许国际商事合同适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等规则，目标普通法适用率70%、仲裁裁决执行率95%，国际仲裁员占比超50%。需基于离岸商事纠纷案例（如离岸租赁争议）完善规则，避免脱离实际。
账户体系：升级“本外币合一”新型OSA体系。以OSA账户为基础，纳入人民币业务，实现“自由兑换+风险隔离”，对接SWIFT（国际资金清算系统）、CIPS（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数字人民币系统。先在上海自贸试验区试点，借鉴“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实践，验证规则可行性。
税制优化：“全球最低税率+离岸差异化”。对接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全球最低税（15%），对离岸债券利息、基金收益等免征或递延纳税。海南自贸港可先试点“离岸绿色债券利息免税”，收集国际机构数据，避免政策脱离市场。
“六位一体”生态集成创新
需跳出“就金融谈金融”，构建“金融+法律+税收+治理+空间+国际规则”生态：
金融维度：多层次产品矩阵。布局基础产品（离岸债券、航运保险）、创新工具（离岸数字资产、绿色衍生品）、特色服务（离岸租赁、离岸信托），如临港新片区“离岸债券+租赁”产品、可降低企业融资成本1.2个百分点。
法律维度：适配法治框架。试点《离岸金融法》，设立离岸仲裁中心，允许适用国际法律，基于实践案例完善规则，避免东京式限制的问题。
税收维度：优惠与合规平衡。实施“离岸企业所得税15%”“利息收入免税”，落实CRS（共同申报准则）信息交换，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
治理维度：包容审慎监管。推广监管沙盒，建立跨境监管协作，实时监控离岸资金流动，如深圳前海平台将异常交易占比控制在0.3%以下。
空间维度：错位承载。以上海临港为核心，海南、前海等错位发展，依托港口联动“港口经济—离岸金融”，如临港2023年离岸船舶租赁占全国35%。
国际规则维度：深度对接。对接CPTPP跨境服务负面清单，采用IFRS准则，参与OECD规则制定，“中国方案”需源于实践，如数字人民币试点经验。
建设中国特色离岸金融体系
制度自信：拒绝移植，坚持再造。不复制港澳模式，以人民币国际化为主线，构建“规则输出型”体系，如数字人民币创新需先试点收集企业数据，形成特色制度。
制度输出：从“接受者”到“制定者”。推动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输出数字货币监管等经验，如上海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试点需形成系统机制，规则输出需基于实践案例。
以制度型开放引领未来
离岸金融体系建设是制度重构与战略跃迁的系统工程，需以党中央指示为遵循，以上海、海南等为试验田，坚持“实践为基、政策为翼”。通过“实践—反馈—优化”循环，积累5万亿美元以上实践数据，推动生态从“框架构建”到“功能成熟”，形成兼具中国特色与国际竞争力的新模式，支撑我国向金融强国跨越。
（作者系上海金融业联合会专家、上海首席经济学家金融发展中心离岸金融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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