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以来,已有100多家上市公司披露涉税补缴事项,涉及金额已逾120亿元,公司数量和金额均已超过2025年全年。补缴巨额税款及滞纳金,直接冲减当期上市公司净利润,摊薄的是包括中小投资者在内的全体股东的每股收益。
在这些补税公告背后,以保护中小投资者为己任的独立董事,鲜有就补税的成因、责任和内控问题单独表态。独董“集体缄默”,不宜简单归结为独董个人不作为。补税事件中,即便独董勤勉尽责,制度有没有给他们一个必须开口的理由?
独董监督机制“开关”错位
2026年以来,上市公司披露的绝大多数补税公告措辞出奇一致,均援引《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声明补缴事项“不属于前期会计差错,不涉及前期财务数据追溯调整”,税款及滞纳金全额计入当期损益。
这一认定的关键之处在于,现行制度下,专门审议程序的启动取决于会计处理的定性。2023年颁布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下称《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因会计准则变更以外的原因作出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者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须经审计委员会全体成员过半数同意,方可提交董事会审议。当公司将补税认定为不涉及前期差错的当期事项时,这条通道便不会因补税本身而启动。独董当然仍可依据第十八条行使特别职权,对可能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事项发表独立意见,但这是一项可选职权,而非必须履行的义务,没有任何触发条件要求他们必须这样做。
补税最终要体现在定期报告中,而定期报告中的财务信息同样须经审计委员会全体成员过半数同意后方可提交董事会审议。但这只是对财务报告整体的审议,没有任何规则要求独董针对补税事项单独追问:补税为何发生、风险为何此前没有被识别、内部控制是否存在缺陷。监督的入口锁定在“账怎么记”,“涉税风险从何而来”反而退出了关注视野。
更值得警惕的是期间错配。上述农业公司补缴的是2021年至2025年的企业所得税,代价却全部压在2026年一期利润表上。少缴税带来的好处体现在过去各年度的利润里,补缴的成本则集中落在当期持股者身上。这笔补税究竟是“前期基于当时信息作出的合理估计”,还是“本应识别却未能识别的错误”,需要专业判断,也正是会计专业独董最该发挥作用的地方。
2025年以来,补税公告披露的事项多数属于企业自查补缴,不涉及行政处罚,不少源于税企双方对优惠政策适用口径的分歧。正因如此,才更需要独立董事判断,分歧究竟是政策理解差异,还是内控失灵,而不是在公告中以“不涉及处罚”一笔带过。
独董有职责但缺动力
独董履职相关制度本身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绝大多数上市公司已取消监事会,由审计委员会接棒行使监事会职权;审计委员会成员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召集人由会计专业的独立董事担任。2026年4月,证监会启动上市公司治理专项行动,将“支持审计委员会专项核查”列为八大重点之一,聚焦年报和内控审计非标事项、财务疑点等问题。A上市公司由审计委员会主导聘请第三方机构开展内控专项核查,K上市公司全体独董决议聘请“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核查突发风险,均说明相关工具已经就位。据10月16日《证券日报》报道,今年4月以来,投服中心已向60家上市公司提名独立董事,第三方提名正走向常态化,独董的独立性有望增强。重大税务风险,尤其是足以改变公司盈亏的大额补税,天然属于“财务疑点”,没有理由被排除在独董核查视野之外。
独董对于补税事项保持缄默,根源在于职责升级了,但履职的抓手、指引与保障没有跟上,权责也不对等。《中国经营报》2025年9月的统计显示,自2023年9月独董新规实施以来,13家上市公司的23名独董因未勤勉尽责被罚款,合计1305万元;其中,会计专业背景独董人均罚款57.69万元,高于非会计背景独董的55.50万元,而两者薪酬并无差异。在某*ST公司案中,担任审计委员会召集人的注册会计师独董被罚120万元,同一委员会的另一名独董被罚80万元,二人当年的税前报酬均为18万元。“责任更重、回报未增”,再加上税务事项高度依赖管理层的专业判断,信息不对称突出,会计专业独董主动将监督触角伸向税务合规,缺乏可持续的内在动力。
国际参照的核心差别
把补税计入当期,并非A股市场独有。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对税务处理不确定性的重新评估属于估计变更,依据IAS 8未来适用,不追溯重述。真正的差异在于事前。美国会计准则编纂ASC 740规定,对于存在不确定性的税务处理,只有达到“更可能成立”(可能性超过50%)的标准,才能确认相应的税收利益,否则须计提准备;国际财务报告解释委员会发布的第23号解释公告(IFRIC 23)自2019年起也要求企业评估税务机关接受其税务处理的可能性,并据此确定应纳税所得额。换言之,税务风险应先在报表中提示并持续披露,而不是等税务机关上门后一次性砸向某一期利润。
监管端的安排同样前置。美国上市公司的审计委员会通常将税务风险作为重点:了解重大不确定税务事项是否通过“更可能成立”的门槛,质询管理层的风险评级及依据,复核所得税拨备,因为税务拨备错误是引发财务重述和内控重大缺陷的常见原因。确属差错而需要重述时,上市公司须在四个工作日内通过8-K表(第4.02项)披露此前财务报表已不可依赖;2023年底起,纽交所、纳斯达克的上市标准还要求公司建立追回错误发放激励薪酬的政策,无论是重大重述还是更正影响较小的重述,均在追回范围之内,回溯期为三年。
对照可知,A股的制度缺口主要不在会计处理的口径,而在“计提、披露、审计委员会关注”这条事前链条的缺位。很多投资者第一次得知所投资公司的税务风险,恰恰是通过补税公告,此时损失基本已经不可避免。这说明,将重大税务风险事项与审计委员会的前置核查挂钩,并配套披露要求,是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的重要方向。
从四方面补位
其一,把重大税务事项列为审计委员会前置核查的必选项。
建议监管部门和交易所细化审计委员会核查清单,将补税金额达到最近一期经审计净利润一定比例(例如5%或10%)的事项,列为审议定期报告或相关交易前必须专项核查的项目。核查不应止于听取管理层说明,而应要求会计专业独董对税务处理依据进行质询并留痕,必要时行使聘请独立税务顾问或中介机构核查的特别职权。现行规则已赋予独董聘请中介机构核查的特别职权,费用由公司承担,缺的是将其与重大税务风险场景挂钩的触发机制。同时,补税公告也应披露涉及年度、补税成因,以及是否经审计委员会或独董专门会议审议、对每股收益的影响,并参照国际通行做法,披露重大不确定税务事项及其可能的变动范围,让中小投资者看得明白。
鉴于补税信息披露存在非标准化和制度性空白,风险识别和事前披露机制较为薄弱,必要时,监管层可考虑出台上市公司涉税信息披露指引。
其二,出台会计专业独董履职操作指引,把“原则性期待”变成可落地的具体动作。
监管部门可联合行业协会,将财务监督职责分解为可执行的任务:对异常数据出具书面核查意见,对存疑事项书面质询管理层并留存记录。税务合规纳入履职范围后,会计专业独董在审议财务报告前,应关注重大税会差异的成因、税收优惠适用条件是否持续满足、补税风险在附注中的披露是否充分;对已经发生的补税,应追问根源究竟是政策理解偏差、交易安排缺陷还是内控失灵,并将追问过程留痕。尤其是当补税被声明为“非会计差错”时,其依据究竟是什么,应由会计专业独董作出专业判断,并在年度履职报告中披露。
其三,让薪酬激励与责任风险相匹配。
《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要求,独董津贴应与其承担的职责相适应,但实践中,会计专业独董与其他独董的薪酬并无明显差异。有研究建议构建“基础薪酬+岗位津贴+绩效奖励”的结构:基础薪酬统一标准,岗位津贴向会计专业独董(尤其是审计委员会召集人)倾斜,绩效奖励与履职效果挂钩,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由中小投资者单独表决,让薪酬与付出成正比。还有观点建议由自律组织统一核算发放独董薪酬,并与履职评价等级挂钩;也有观点主张推行职业独董、限制兼职家数。这些思路完全可以延伸到税务领域:绩效奖励的考核口径,可纳入对重大涉税事项的核查履职情况;也可探索会计专业独董专职化,使其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核查重大税务事项。没有薪酬结构的调整,独董介入税务风险管理就缺乏激励基础和可持续动力。
其四,把现有的免责与保障规则落实到税务场景。
现行《管理办法》为独董履职提供了一定的免责保障。第四十六条规定,独董在审议或签署前,对非自身专业领域的问题已借助会计、法律等专业力量仍未发现,或对违法违规事项提出具体异议并投反对票、弃权票的,可认定无主观过错,不予行政处罚。第三十九条要求公司承担独董聘请专业机构的费用,第四十条则鼓励建立责任保险。
但这些规定在涉税场景中仍存在适用难点。一方面,财务、会计问题属于会计专业独董的专业领域,涉税会计处理也可能因此难以适用免责条款;另一方面,相关规定较为原则化,“借助税务专业机构仍未发现”如何认定、需要留存哪些履职记录,尚缺乏具体指引,责任保险也仅为鼓励建立。建议交易所进一步明确涉税事项的履职标准和免责认定口径,推动责任保险普及。同时,用好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报告渠道:公司阻碍独董获取税务资料的,独董可直接向证监会和交易所报告。只有明确履职边界、完善免责保障,独董才有动力主动介入税务风险管理。
独立董事制度的价值,不只是事后在财报上签字,更在于事前核查可能损害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事项。上市公司巨额补税而独董未能及时发现,反映出制度机制与实际风险之间仍存在错位。审计委员会接棒监事会,为完善公司治理提供了制度窗口。下一步,应将重大税务事项纳入审计委员会重点核查范围,为会计专业独董提供明确的履职清单、专业资源、激励机制和免责保障。
(作者系上海拳益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某税务师事务所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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