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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金融格局深度调整、人民币国际化步入攻坚期的关键当口，上海临港特殊经济功能区的崛起已超越单纯区域发展范畴，成为承载国家制度型开放使命的核心试验田。这块以“省级事权为保障、制度突破为核心、国际规则为标杆”的特殊区域，正以比肩香港、超越迪拜的雄心，为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建设金融强国探索“上海路径”，书写开放型经济新篇章。
作为服务国家全局的战略平台，功能区肩负着三大核心使命：
其一，打造人民币国际化“离岸枢纽”。当前，我国“在岸循环充分、离岸布局不足”的瓶颈日益凸显。上海临港特殊经济功能区应率先打造“离岸人民币资产池”，支持企业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开展跨境结算，力争到2030年离岸人民币结算规模突破8000亿元，占上海跨境人民币结算总量的35%，成为亚太地区人民币离岸交易的核心枢纽。
其二，争当金融强国“制度创新策源地”。功能区应突破现有监管框架，探索“本外币一体化离岸账户体系”和“跨境衍生品自主定价”机制，借鉴新加坡“精细化渗透管理”模式，建立“AI+大数据”资金监测系统。通过实现单笔3000万美元以下资金“T+0到账”，同时实时预警异常交易，为国家金融开放提供“风险可控、效率优先”的实践样本。
其三，补齐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离岸功能”的短板。通过全品类离岸金融业务布局，形成“在岸监管规范、离岸自由灵活”的双轮驱动格局，助力上海在2035年建成“全球顶级的国际金融中心”。
上海临港特殊经济功能区的核心底气，源于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制度赋能。与普通自贸试验区相比，其拥有三项关键权限：总投资超50亿元的离岸项目由管委会“一站式办结”，无需层层上报；自主对接国际金融机构与跨国总部，统筹离岸资金池和跨境技术转移；获顶层设计支持，可在税收、金融、数据跨境等领域自主制定专项政策。
然而，受我国分业监管格局影响，核心授权尚未真正落地。比如，金融领域的创新政策需对接多部委监管要求，部分政策备案后仍需部委合规校验，落地周期长；税收领域因“统一税政”框架，地方自主空间有限，优惠细则衔接部委政策时推进缓慢；数据跨境领域需国家层面安全评估，流程远超企业预期。这一落差削弱了功能区的吸引力，使“2030年离岸金融资产突破1.2万亿元”的目标面临落空风险。欲破解上述困境，需国家明确部委与地方的权责清单，建立跨部门快速协调机制，让省级授权切实转化为功能区的核心竞争力。这种“权责对等”的探索空间，应借鉴迪拜杰贝阿里自贸区、新加坡滨海湾的成功经验，从根本上解决“基层探索”与“顶层授权”的错配问题，让功能区能够摆脱碎片化试点的束缚，真正承担起制度型开放的重任。
这种突破性探索也离不开“允许试错、宽容支持”的制度环境。功能区应明确“免责清单”：金融创新未达预期、政策试点不完善、审批程序存瑕疵，只要无违纪违法，不予追责；设立5000万元“离岸创新风险补偿基金”，对企业融资违约、金融机构坏账按损失的30%给予补偿；积极争取国家“特殊授权”，将企业年出境资金上限从5000万美元提高至2亿美元；试点“离岸数据跨境白名单”，让试验田真正成为“大胆干、放心闯”的开放高地。
从区域发展到国家战略，上海临港特殊经济功能区的每一步探索都紧扣时代脉搏。这里不仅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离岸功能极”，更是中国向世界展示开放决心的“前沿窗口”。随着各项制度创新的落地生根，这片承载着国家使命的热土，必将在人民币国际化、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强国建设的征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引擎作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的开放力量。
（景建国系上海金融业联合会专家、上海首席经济学家金融发展中心离岸金融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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